李世民当皇帝与其他帝王有着明显的不同，他有一种特殊的“胜利洁癖”。他对自己要求极高，常常觉得只有当他认为自己真正胜利时，才算是成功。常规的胜利标准对他来说远远不够，任何不符合他标准的胜利对他而言都等同于失败。

在渭水之盟的那段历史中，突厥趁着李唐政权交替的混乱局面，借机南下，直逼长安。此时唐朝刚刚经历了政权更迭，李渊父子刚刚接掌朝政，国家处于权力真空之中。突厥的可汗颉利聪明且有远见，他迅速察觉到这是恢复东突厥的良好机会，便采取了强硬的南下行动。长安百姓的心情十分惶恐，面对突厥的威胁，唐朝的统治似乎岌岌可危。武德七年，面对突厥的侵扰，李世民果断采取离间计，通过巧妙的策略化解了这场危机。然而到了武德九年，突厥再次借着李渊父子之间的猜忌和防范，准备对唐朝发动新的进攻。

当时，突厥的颉利可汗带领着数十万大军南下，尽管尉迟敬德凭借着勇敢的防守，暂时阻挡了一部分敌军，但突厥的进攻势如破竹，最终逼近了长安。这次入侵让唐朝几乎陷入史无前例的危局。长安一旦陷落，唐朝的威严与根基将不复存在，李世民与李渊父子不得不面对突厥的巨大威胁，究竟是坚守阵地，还是选择妥协，成为当时的重大悬念。

然而，李世民面对如此强大的敌军依旧采取了之前行之有效的“攻心计”。自武德四年起，颉利可汗就一直在中原活动，试图与割据势力建立联系，从而影响唐朝的稳定。每一次李世民击败隋末的割据势力，实际上也是间接削弱了东突厥的力量。自柏壁之战后，东突厥对李世民的存在有了深刻认识，知道他是唐朝难以忽视的强敌。

在武德七年，颉利可汗因为要恢复“大隋”的旗帜频繁与唐朝交战。李世民在这个阶段与李元吉一同在豳州与颉利可汗对峙。尽管李世民手下的兵力处于劣势，但他深知游牧民族的战术特点。因此，他提出与颉利可汗单挑，用一百兵力与敌方决一高下，这一策略令颉利可汗心生忌惮。同时，李世民巧妙地离间了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的关系，使得东突厥内部出现了裂痕，最终帮助唐朝化解了这场危机，恢复了与突厥的相对和平。

到了武德九年，李世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然而局势变得愈加复杂。此时他面临的敌人不仅仅是突厥，还有内部的皇位不稳。背靠长安，他不得不面对突厥的强大军事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李世民与房玄龄、高士廉、长孙无忌等几位核心人物一起，面对数万敌军，采取了巧妙的空城计。

事实上，早在李世民出城之前，颉利可汗便派遣使者侦察虚实。李世民洞察到游牧民族的狡诈，立即抓捕了使者，并怒斥颉利可汗。李世民这一举动让颉利可汗心生恐惧，因为他知道，尉迟恭曾在泾阳大败突厥军，俘虏了大量敌军将领，并且大军准备返回支持李世民，尽管此时唐军的兵力较突厥仍有差距，但足以让李世民有底气使用空城计。

时机成熟后，李世民灵活运用这一局势，既没有直接发动攻击，又故意向突厥可汗送上“礼物”，暗示自己并不愿意开战，理由是皇位不稳，希望能通过支付一些财富换取时间稳固政权。颉利可汗误以为李世民刚登基，因而无法与自己对抗，忽略了李世民其实并不急于与他开战，但若真要动手，李世民也有足够的实力取胜。最终，颉利可汗提出了高额要求，李世民则一一同意。

尽管史书未详细记载渭水之盟的具体细节，但从颉利可汗所要求的三千匹马和一万头羊来看，李世民为达成这项协议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李世民而言，年轻时无往不胜的他，此刻被逼迫到这种地步，内心充满了屈辱。在他看来，颉利可汗带走的不仅是金银珠宝，更是唐朝的尊严和底蕴。

在盟约签订的仪式上，李世民杀了一头白马以示正式承诺。对李世民来说，这一举动虽在面子上给他带来了短暂的满足感，但也为之后的恩怨埋下了伏笔。在他心中，这种按常规视为胜利的解决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从贞观元年起，李世民便开始等待反击的机会，突厥的内部分裂愈加明显。李世民清楚，若抓住这一时机，他可以彻底摧毁突厥。到贞观三年，李世民派遣李靖北上，帮助灭掉东突厥。凭借李靖卓越的战术判断与对颉利可汗诈降的巧妙应对，成功摧毁了突厥的势力。

对于李世民而言，消灭东突厥不仅是复仇，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正是他的果断出手，成功打破了东突厥的崛起，避免了匈奴势力再次威胁中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