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大量不同背景的人员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不乏一些在革命事业中逐渐崭露头角的人物。为了壮大新四军的队伍，许多地方武装得到了收编或改编，形成了新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队伍的领导人，大多数都是从革命中转行的普通群众，甚至有些人革命经验相对匮乏。正因为如此，部分领导者未能充分理解党组织的理念和原则，甚至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严重分歧，造成了不少内部矛盾。

1940年12月12日，豫皖苏边区爆发了一起震惊全军的事件——吴信荣、耿蕴斋和刘子仁三人叛变，也就是著名的“双十二事变”。这三位人物的背景各有千秋，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吴信荣，原名吴信荣，萧县杜楼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曾任国民党联保主任，萧县沦陷后，他以抗日的名义，筹集兵力组织了一支游击队。1940年6月，吴信荣被编入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第十八团，成为其中的一员。吴信荣一心想着，加入新四军之后，肯定能够获得一个高职，甚至希望能直接掌控整个旅团。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如他所愿。在党内已有明确安排的情况下，吴信荣并未得到他所期望的职务。心怀不满的他，渐渐对新四军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甚至对自己的实际位置表示不满。尽管他在建立自己的队伍时立下了一定功劳，但他始终无法获得实权，这令他心生不满。

而耿蕴斋，同样是萧县黄口人，出身地主家庭。抗战前，耿曾受国民党安排，担任萧县的区长。萧县沦陷后，他四处拉拢民众，组建了自己的队伍，因此被人称为“兵贩子”。1938年，他被苏鲁豫支队收编，但不久后便带队返回家乡。在党的几次教育和劝说无果后，他最终被新四军第六支队收编，成为了第三总队的队长。随着新四军组织的不断调整，耿蕴斋被任命为豫皖苏边的保安司令，但实际上他所掌握的兵权越来越小，这令他愈发不满。面对这种明升暗降的局面，他选择了与吴信荣一同反叛。

刘子仁，永城县芒山人，也有着地主背景。原是冯玉祥部队的一名团级军官。1930年，刘子仁投向蒋介石阵营，参与国民党军事行动。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刘子仁的部队被打得四散崩溃，失去了依靠。眼看国民党的抗战形势不佳，刘子仁转而投向了当时势力强大的新四军，迅速得到提拔，最终成为了第四纵队第六旅十七团团长。虽然刘子仁深得组织信任，但在与耿、吴两人接触后，三人的关系迅速恶化。正是刘子仁，成功地向这两位领导人传递了所谓的“鸿门宴”消息，导致了叛变的发生。

当党内逐渐察觉到吴信荣、耿蕴斋和刘子仁的不忠后，开始采取措施，试图通过设宴请他们赴约的方式将其抓捕。计划原本安排得非常周密，但在刘子仁的密告下，三人未曾赴约。此时，党内的一些领导人也未能迅速采取有效行动，结果计划失败，叛徒继续活跃。

事件的进一步升级导致了12月10日刘子仁策划的抓捕行动，吴信荣、耿蕴斋、刘子仁三人采取暴力手段，将一批党员抓捕，并作出了许多残忍行为。12月12日，他们甚至将原本计划与党内领导人进行和平谈判的李忠道软禁，并把其交给了新四军的反叛者。

为了确保党内的安全，党组织决定通过继续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派出专人进行谈判。但到了12月12日，形势依然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叛变的三人继续与国民党勾结，将大量党内党员捕捉并带走。

最终，刘子仁、吴信荣和耿蕴斋在叛变后得到国民党方面的奖励。特别是刘子仁，他被任命为副司令，参与领导国民党阵营的战斗。随着他们带着原部队和大量武器装备投降国民党，给共产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三人原有的队伍几乎完全被转移到国民党的阵营中，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

然而，三人并未获得完全的安宁。1941年，随着国民党的战败，这些叛徒的命运逐渐发生了转折。吴信荣最终因病去世，而耿蕴斋和刘子仁的下场则更加凄凉。1951年，耿蕴斋因表示悔过被释放，回家务农；而刘子仁则因受国民党军饷的贿赂与杀害党员的罪行被判死刑，但因党内政策调整被赦免。刘子仁的后代也未能逃脱历史的牵连，最终回归普通百姓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