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独角型镇墓兽作为明器化的丧葬用品，其形象塑造会受到制作工匠、丧家要求等各方面影响，因此同种类型的镇墓兽在细节刻画上有所不同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汉晋独角型镇墓兽在保持低头角抵、兽首兽身、四足立姿的形象特点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即头颈部的独角往多角化的角状鬃形象发展，且背部出现圆泡形或饼形纹饰。

兽身相比东汉、三国独角镇墓兽而言，形象更为固定，考古发掘简报等研究资料称其为牛形或犀牛形。

兽角是镇墓兽发挥镇墓功能的重要媒介，承担着镇墓辟邪、引魂升天的功能。西晋镇墓兽相对于东汉、三国镇墓兽而言，一个显著的变化即头顶独角变为二角、三角的角状鬃。

西晋镇墓兽兽角不再是东汉、三国独角镇墓兽的明器化兽角，而是将镇墓兽头颈部的鬃毛束成数个圆锥形或扁形的“角”，既有对前代明器化兽角的继承，也有新的发展。

就比如，山东诸城汉墓出土的一尊东汉晚期的镇墓兽头部有一大角，其后纵向排列三束尖锐的角状鬃，应是西晋镇墓兽头生多个角状鬃的先声。西晋镇墓兽头带三个角状鬃的形象不是一朝一夕成型的，由明器化独角到角状鬃存在一个过渡期。

西晋镇墓兽头颈部的角状鬃数量有无角、一角、二角、三角之分，头生三个角状鬃的镇墓兽纹饰更加繁复、造型更为生动、工艺更加精致，数量也最多，当是西晋镇墓兽比较成熟的形象。

无角的镇墓兽数量稀少，且所属墓葬不同程度遭到破坏，存在角部残损的情况。兽角是镇墓兽发挥镇墓功能的关键媒介，无角的镇墓兽显然不能满足镇墓需要，故不在笔者讨论之列。

一角、二角的角状鬃位于镇墓兽颈部，相比东汉、三国独角位于头顶的形象，西晋镇墓兽一角、二角的角状鬃位置后移，应与其头部姿态有关。此类镇墓兽兽首前伸、微低，不似东汉、三国以及西晋三角镇墓兽兽首内勾，应是向西晋成熟形象的三角镇墓兽过渡。

西晋立国只有五十余年，难以找到足够的材料研究西晋时人的灵魂观念，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壁画墓为研究西晋时人的灵魂观念提供了线索。

酒泉地区嘉峪关M6墓和高台南华墓照墙双阙上均有鸡首人身和牛首人身像，有研究者认为其是西王母身边的侍者，立于照墙墓门上，郑岩认为照墙“象征着死者升仙的通道”，即墓中亡灵经过照门，在使者的引导下去往仙境。

笔者认为照墙两侧的鸡首人身和牛首人身像显然有引导亡灵去往西方西王母仙境的意愿。同样位于河西地区的酒泉丁家闸5号墓壁画直接绘制了西王母、东王公的形象，同时还有仙鹿、天马等神兽飞奔形象，提示西晋时西王母信仰仍然长盛未衰，人们相信亡灵在墓中会随着神兽的引导去往西王母仙境。

汉画像石的升仙题材中常见各种神兽拉车在云气纹中驰骋的场景。魏晋河西地区敦煌佛爷庙湾M133门墙画像中部是大量的奇珍异兽的图像，韦正先生认为“升天需要动物作为助手，谶纬思想鼓吹祥瑞动物为感天动地之物，对升天自然帮助莫大，这是祥瑞动物在汉代乃至魏晋时期大量出现的社会背景。”

陕西绥德县杨孟元墓的墓门上绘有两只独角神兽，门墙上部画像则是一列浩荡的车马仪仗队，领头的是一只独角神兽，紧随着是两只神鸟，墓主坐在后面的马车上，由神兽引导将要去往仙境。

东汉出现了明器化的镇墓兽，到西晋明器化的镇墓兽俑更加制度化，镇墓兽位于甬道中心和最靠近墓门的位置应是脱胎于汉画像石的升仙引导图，除了镇墓守御的功能外，镇墓兽还承担着引导墓主升天的功能。

酒泉丁家闸5号墓北壁壁画正中是一个飞驰状的天马，马鬃向后形成三束角状鬃，与西晋镇墓兽头颈三束角状鬃相似。北朝以后的镇墓兽由低头角抵的立姿变为蹲坐式，兽角随之后移至背颈部。

姿态的改变使兽角的镇墓功能弱化了，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北朝及以后的镇墓兽头部生出冲天剑戟状的角增强其镇墓功能；肩部、身体多带有流线型的鬃毛，束成弯曲状的角，飘逸上扬，以增强其引魂升天的功能。北朝的镇墓兽一定程度带有西晋镇墓兽形象的遗风，由此推断，西晋镇墓兽头颈部的角状鬃应为引魂升天之用。

西晋镇墓兽一般位于墓道中央或墓门处，其重要的位置决定了它承担着镇墓守御和引魂升天的责任，前刺的角状鬃具备兽角的威慑力，配合其低头角抵的形象，使镇墓兽具备强大的镇墓辟邪功能。

飞扬的角状鬃配合镇墓兽肩部双翼纹饰，使镇墓兽又具备引导墓主升天的能力，笔者认为西晋镇墓兽由明器化兽角到角状鬃的变化可能就是出于镇墓守护和引魂升天的双重需要，使镇墓兽完美地兼具了镇墓守御和引魂升天的能力。

西晋镇墓兽颈背部常有圆泡形或饼形纹饰，发掘简报或描述为“颈鬣剪成圆钉状”或“脊骨外露似圆泡”，也有研究者认为西晋镇墓兽原型是犀牛，背上的圆泡纹饰是其鳞甲。笔者不认同犀牛鳞甲这种说法，因为圆泡形纹饰多纵向分布在镇墓兽脊背部，身侧少有，且紧贴其头颈部的角状鬃，故笔者认为西晋镇墓兽脊背部的圆泡纹饰或称饼形纹饰应为鬃毛束起后剪鬣的残留物。

综上，西晋镇墓兽头颈部兽角由明器化兽角到角状鬃的变化是为了在兼具其镇墓功能的前提下，增强其引魂升天的能力，镇墓兽颈背上的圆泡形纹饰紧贴角状鬃，应为“颈鬣剪成圆钉状”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