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后，民国政权历经了37年的风雨飘摇。在这段期间，中华民国曾两次正式颁布宪法，分别是1923年与1947年发布的两部《中华民国宪法》。其中，1923年宪法是在北洋政府时期由时任大总统曹锟主导制定，通常被称为“曹锟宪法”；而1947年宪法则是在蒋介石政府时期推出，被人们称为“蒋记宪法”。

这两部宪法的诞生，分别应对了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政治现实，表面上赋予国家宪政框架的初步结构。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它们主要体现了当时精英统治阶层的意志。无论是与欧美在上世纪初期的成熟宪法相比，还是与现代的宪政体系对比，这两部宪法都存在明显的缺陷。

梁启超曾在《立宪法议》中提到，“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这句话充分反映了经过千百年专制压迫后，民初的知识分子阶层对宪法制定的重视。对他们而言，宪法不仅是一部法律，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曹锟宪法的粗糙与缺陷

尽管曹锟宪法在推动民主与民权、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做出了某些贡献，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它所设立的宪制原则难以在现实中有效实施，且宪法条文本身由于受到多方利益制约，许多原则要么被忽视，要么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严重影响了宪法的社会效果。曹锟宪法在1923年制定时，这些问题尤为明显。

在宪法的整体框架与具体条文设计上，曹锟宪法显得粗糙且不完善。虽然它参考了日本及欧美的宪法体制，设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并且从第四条到第十八条对国民的居住权、生命权、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宗教自由等基本权利作了初步规定，但其中涉及民权与民生的保障仍然非常匮乏，缺少足够的细节和实质性的保障。

与此同时，考虑到当时清末遗留的地方割据局面，曹锟宪法规定各省可以通过省议会自行立法，实行自治（县级也享有自治权），这一点成为宪法的一大特色。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难以有效统一、中央管治乏力的困境。此外，宪法还规定了省议会的选举方式，并允许省级政府在税收上拥有较大的权力，这表明当时地方政府的权力过大，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有限。

尽管宪法有条文规定，但在现实中，中央政府对于各省的统治仍显得力不从心。例如，宪法中明确规定“各省不得设常备军”，但这一条文在实践中几乎无法落实，进一步暴露了宪法的空洞与现实脱节。

蒋记宪法的进步与局限

与曹锟宪法相比，蒋介石主导的1947年宪法在宪制框架和具体条文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尤其是在制度设计和立法原则的完善上，较为接近现代宪政的规范。然而，蒋记宪法依然无法摆脱个人独裁的色彩，许多条款仍然显示出对总统权力的极大依赖。

蒋记宪法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它将传统的“三权分立”发展为“五权分立”。除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外，还设立了考试院和督察院。而且，宪法还设立了一个国民代表大会，负责选举总统、修改宪法以及复议立法提案，进一步增加了制度的复杂性。这种“五权”结构虽显示出一定的制衡与分权，但由于权力交叉重叠，实际运行中往往会导致决策效率低下、权力分配不清。

与曹锟宪法不同的是，蒋记宪法在划分总统与行政院之间的权责方面更加明确，这为政府的施政提供了一定空间。然而，随着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需要，宪法对省级自治的规定显然被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进一步加强。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统一，但也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现实与蒋介石的独裁倾向。

尽管如此，蒋记宪法仍有其亮点。它相较于曹锟宪法，更多关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明确规定了私有财产的保护，并较为充分地保障了民生权利。例如，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应为失业者提供救济，设立平民金融机构；同时，还规定了6至12岁儿童享受免费教育的权利。这些规定虽然有助于改善社会福利，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依然未能发挥出宪法应有的效果。

习惯势力的阻力

蒋记宪法的出台，对于当时的国民党及蒋介石政府而言，实际上是迫于内外压力下的妥协产物。按照孙中山的建国规划，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应当经历“军政”、“训政”到“宪政”三个阶段的过渡，而1947年已经过了孙中山设定的宪政起始年限，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不得不在内战硝烟中推行宪政。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压力，这一宪法并未能带来预期的深远变化。

更重要的是，宪法并没有规定军队的完全国家化，国民革命军依然是一支党化的军队。这一点表明，虽然宪法在形式上有所进步，但在实质上，国民党对军队的控制仍然未能有效削弱。部分专家认为，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军事实力受到了削弱，蒋介石对此后来深感后悔。

自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促使中国人民逐渐觉醒，他们深知不改变数千年专制体制，中国就难以摆脱贫弱与落后的命运。1900年，各地士绅积极推动建立国会，表现出强烈的改革意愿。可惜的是，由于社会教育程度的普遍较低，加上习惯势力的强大，相关的改革努力常常无法深入民众，最终未能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

因此，尽管这两部民国宪法在形式上代表了宪政的初步尝试，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文化以及统治阶层的权力意图，它们并未能有效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反而暴露了当时民众与精英之间的深刻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