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16日，日伪军调动了超过1万人的兵力，悍然袭击了大悟山根据地新四军5师司令部驻地。幸好，5师的领导班子提前获悉了敌人的行动计划，并成功转移了司令部，避免了重大损失。抗战期间，新四军5师在武汉附近作战，独立于敌后，时常需要面对日军和伪军的袭击，因此对于敌情的掌握一直十分注重。

新四军5师的领导成员，左起：陈少敏、郑位三、李先念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他们尽可能利用情报工作弥补资源不足的劣势，积极把握敌军的动态。虽然敌军也时刻保持警觉，新四军的情报人员几乎是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但为了打破敌军的封锁，他们始终坚持密切跟踪敌情。

然而，尽管新四军的情报工作不断加强，情报源却不稳定。敌军的反侦察能力也日益增强，一旦敌人察觉到有内鬼，必定会采取行动进行追查。长此以往，情报员很容易暴露。为了应对这一问题，5师不断加派情报人员，深入敌后搜集情报。

真正能够迅速而准确地获取敌方情报的，是来自敌人内部的线人。1943年10月，5师敌工部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派遣一名人员潜入敌军内部。应山县城是当时日军第3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同时广水地区也驻有伪军11师，因此一旦发生任何动静，应山县城是最先感知到的地方。

这一任务交给了敌工部参谋胡维新，他年约二十多岁，身材瘦高，机智灵敏。胡维新经过敌工部干部培训班的训练，日语流利，虽然身患肺结核，却依然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一危险任务。为此，他先在应山县城郊外安顿下来，重新组建了情报网，整理和梳理现有的线索。

胡维新成功接触到了日军宪兵队的宪佐夏振东，后者引荐他与日军宪兵队长木村见面。为了打入敌方内部，胡维新编造了一个身份——一名从新四军逃脱的叛逃者，投诚于日本军。木村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中国通，仔细打量胡维新后，提出了让他展示归顺的证据。胡维新果断地拿出了自己携带的一支手枪，说新四军军中武器短缺，这把手枪便是他归顺的证明。

木村接过手枪，仔细检查后，问胡维新是否生病，胡维新坦言因为新四军生活艰苦，得了肺结核无法治疗。木村这才信以为真。夏振东也在旁边为胡维新担保，表示若有任何问题，他愿意为胡维新担负一切责任。最终，木村同意了胡维新加入宪兵队，任命他为密探，负责搜集新四军的情报。不久后，胡维新还被任命为伪警备队的巡官，进一步深入敌军内部。

在木村的信任下，胡维新不断向他提供一些过时且无关紧要的情报，期间还屡次运用“苦肉计”，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敌人的信任。为了进一步掌握情报，他又介绍了闵少德加入了日伪特务组织“挺进队”。“挺进队”专门负责侦察新四军的动向，为日伪军的扫荡做准备。闵少德的任务是获取关于敌军扫荡的时间、地点、人员、装备等情报，并尝试瓦解敌方特务网络。

然而，胡维新也因为自己的过于自信，差点犯了致命的错误。1944年3月，胡维新介绍了另一名情报员李安波潜入敌宪兵队。不巧的是，李安波曾经在抗日根据地担任过区长，早已为日军所熟知。木村接待李安波时，冷冷地说：“你是新四军的区长，脑袋很坏，想投诚就得抓些新四军的兵。”李安波当时也机智地表示愿意抓人。胡维新和夏振东意识到事情变得复杂，决定采取应急措施，去抓一个两面派的保长曹忠和。

在随后的行动中，胡维新一行成功捕获曹忠和，却发现他持有新四军颁发的委任状。为了掩盖身份，胡维新与夏振东商量后，决定只将委任状带回宪兵队，放走了曹忠和。虽然在回程途中，敌人有所怀疑，但胡维新巧妙地应对了这一危机。

回到宪兵队后，木村立即询问抓获的人的情况。当看到曹忠和的委任状时，他愤怒地撕毁了它，并质疑李安波是假投诚。经过几番审问后，木村终于同意放过李安波，但警告他必须抓到新四军的士兵，否则后果自负。

胡维新和夏振东决定再次行动，这次李安波成功抓到了另一个嫌疑人王文秀，并列举了他两面派的行为，才让木村彻底相信李安波的忠诚。为了防止木村进一步怀疑，胡维新安排地下工作者通过金钱交易，把王文秀家属的财物交给木村，最终将王文秀释放。

随着胡维新工作的小心翼翼和情报网络的不断壮大，他成功在敌军内部布局了多名情报员。到1944年底，胡维新领导的情报网络已经发展到20多人，覆盖了日军宪兵队、特务队、伪军等多个领域，基本确保了新四军及时掌握敌人的行动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