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中国持续了两千年，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从汉代儒家学者的观点来看，这一点对现代人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几乎一模一样。

比如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哀帝时期的师丹等人，都认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农民破产沦为奴隶，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最终爆发战争。因此，“土地兼并”自战国以来一直是社会动乱的根本所在，而造成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则是土地私有制。

汉代儒生不仅将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深入探讨到现代所谓的“经济基础”层面，更直言不讳地指出，即便是他们自诩圣明的汉朝，也未能根本改变这个罪恶的私有制度。于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他们提出了三条对策：上策是恢复传说中古代的井田制，实现土地公有；中策是彻底铲除大地主阶级；下策则是限制大地主继续兼并土地。

然而，根据这一“上中下策”原则，上策和中策往往是理想化、几乎无法实施的，而董仲舒和师丹实际上更倾向于推行下策——借助强大的皇权力量对土豪势力加以控制，防止他们肆意兼并。毕竟皇权本身也无法得罪庞大的地主阶级，因此并不要求地主们彻底放弃既得利益。

遗憾的是，一些有政治头脑的儒家学者试图代表底层民众与大地主阶级妥协，但大地主们根本不愿意与这些贫苦人妥协，他们心态简单：“既然我不挣穷人的钱，那穷人的愤怒又算什么？他们不过是赤脚落地的草民，能毁灭你们，与我无关。”

由于阻力过于强大，从汉武帝到哀帝时期，限制土地兼并的政策始终未被认真执行。直到地主阶级中以“十侯五司马”著称的王氏家族里出现了一位叛徒——王莽。

王莽的出现，正值一股托古改制的思潮兴起。公元初元年，他凭借道德模范的形象和极高的声望，“被迫”接受了汉朝天子的禅让，建立了“新朝”，并将年号定为“始建国元年”，这场“光荣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后无来者。

回想商汤伐纣、武王伐纣、秦始皇统一天下、汉高祖刘邦开创帝业，无一不是通过战争和武力夺取政权，而王莽完全凭借名望与声誉，深信自己是天意与民心的代表，任何反对他的人，都是逆天而行、虐民害民的逆贼。

因此，王莽刚刚掌权，便抓紧时机颁布了快速进入大同社会的诏令：所有土地收归国有，禁止私自买卖，由国家重新分配；奴婢身份变更为“私属”，禁止将人当作商品交易。按照传说中井田制的规定，天下土地被划分成标准的正方形块，900亩为一“井”，井字形分为9块各100亩土地，其中中间的100亩由8名男性共同耕作，产出归国家所有；其余8块则由8人分别耕种，产出归各自所有。

这种对井田制的理解被称为“一夫百亩制”。

王莽重新分配土地，就是依据这一标准执行的：家庭男性不超过8人的，只能耕作一井之地；若占有土地超过一井，则超出的部分必须分给亲族、邻里或乡党；无田者亦可按照“一夫百亩”标准获得土地。凡有反抗井田制者，将被发配到绝境长城边境抵御异族入侵。

这里想问问大家，如果有命令要求所有年收入超过500万的家庭，将超出部分分给低收入群体，你是否会支持？

即使在现代社会，这样激进的财富平均政策也十分难以实现，但王莽却曾认真推行此政长达三年。结果，社会反响激烈，批评声不断，抵抗者众多，有人戏言“敌人坐在前三排，坏人藏在未央宫”。许多新朝高官态度转变，认为商鞅的私有制虽然有缺陷，但更符合实际；井田制虽好，却是千年绝迹的传说，非百年过渡不可。

最终，在始建国四年，王莽下令暂停打击土地和人口买卖，新朝“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被迫搁浅。

在商业领域，新朝自始建国二年起将盐、铁、酒、铸钱、川泽（内河运输）、矿产及赊贷等六大行业国有化，并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商业中心设立市场管理机构，调节物价：物价低时收购商品，物价高时抛售，以维持稳定；还向经营者提供贷款，这套经济调控措施被称为“五均六管”，一直实行至新朝末年。

土地平均分配和经济调控听起来颇为现代化，对新朝试图跑步进入大同社会的理念，民国史学泰斗钱穆评价称“其实是一种类似近代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胡适更是将王莽誉为“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者”。但除了这两大举措，王莽的新政几乎都在自掘坟墓，玩火自焚。因时间有限，后续内容我们再详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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