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一直是许多军人心中的理想和追求，是袍泽间深厚情谊的象征。然而，这种理想对于蒋系将领来说，似乎显得过于奢侈，远不如他们所能承受的。

在武汉会战结束后的检讨会上，陈诚曾发言指出：虽然我军在正面战场上有100个师，但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在前线与日军作战，其余的师则在后方静待，并未提供有效支援和配合。这种状况下，失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陈诚的话，虽然严厉，却有其道理。

确实，在很多战斗中，日军往往是首先消灭前线的部队，而后方的部队才会接替上阵。难道这些部队害怕死吗？显然不是！这些士兵都不畏生死，英勇作战，哪怕付出巨大的牺牲，也要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难道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不知道战术要点，不懂得如何集中优势兵力实施歼灭战？答案依然是否定的。无论是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还是受过日本士官学校或陆军大学训练的军官，他们都具备一定的战术素养，知道如何集结兵力、打歼灭战。

既然这些部队不怕死，且具备一定战术水平，那为什么他们还是没有积极主动地配合作战，眼睁睁看着友军孤军奋战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前方部队一旦被消灭，自己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吗？

初期，抗战中这种现象并不普遍，尤其是在韩复榘因擅自撤离山东战场而被军法处置后，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蒋介石的《连坐法》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执行。那么，既然如此，为何各部之间的配合依然缺乏呢？

问题的根源，仍然是蒋介石自身。他在管理上没有做到公正无私。譬如，桂永清擅自放弃兰封，黄杰擅自放弃商丘，胡宗南因武汉会战失误而将责任推给川军第45军，但这些人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样的做法又如何能赢得部下的信任？此外，蒋介石为了应对“杂牌军”损失的部队，往往采取吞并或撤编的方式，使得许多“杂牌军”将领逐渐觉察到，蒋介石有意通过日本的手来消灭他们。这种情况，让许多“杂牌军”将领陷入两难：他们既不敢放弃抗战，又不愿与蒋系嫡系部队联合作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有可能被出卖，成为替罪羊。

而陈诚在武汉会战后总结中的话，虽然很有道理，但坐在台下的“杂牌军”将领们并不会完全认同。谁都知道，陈诚在吞并部队时的做法难看，谁不清楚他总是把战场指挥失误的责任推给“杂牌部队”？这也解释了为何“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的口号会出现在南岳军事会议堂厕所的墙上。

湘军的态度也不甘示弱。胡宗南甚至提出质疑，指责陈诚对于第70军第16师的借调问题不解。陈诚是否真的了解这些将领的心态？恐怕并未意识到，他们并非完全听命于蒋介石，而是在各自的利益中权衡着作战合作的价值。

然而，随着第3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薛岳逐渐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薛岳不再是单纯的嫡系将领，他凭借自己的功绩和声望，在国内外都已赢得广泛赞誉。这使得薛岳的独立性更加凸显，他开始逐渐摆脱蒋介石的束缚，心生反叛之意。早在常德会战中，他的独立行事风格便显现无疑。

日军的战略虽然精细，但常常缺乏战略定力。例如，在常德会战前，日军高层就围绕是否占领常德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甚至在战斗后期仍未决策。这种情况让日军疲于应付，伤亡惨重。与此同时，日军始终未能真正落实他们的“川陕攻略”，反而在战略执行中不断受到中国军队的抵抗。

即使日军的司令官不断更换，战术有所调整，但战场上的情况也始终未能如他们所愿。横山勇的反复横跳战术虽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依旧难掩其指挥上的缺陷。日军依靠速度避免了中国军队的侧击，但这样消耗过大的战术也让他们无法长时间维持战斗节奏。常德会战中的日军最终因为伤亡过大而不得不撤退。

然而，尽管薛岳未能及时提供援军来拯救常德，但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对于常德的失守，薛岳将责任推给了第6战区的孙仿鲁，完全无视自己在关键时刻未能出兵援助的事实。事实上，薛岳始终没有真正考虑到如何协调各战区的力量以确保胜利，而是依靠蒋介石的安排逐渐转向了“胜则争功，败则推责”的策略。

对于薛岳来说，这种行事风格最终使他远离了当初的光辉形象，变得越来越权谋而非英雄。这也让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甚至可以说，战争的胜败与这些高层将领的博弈关系紧密相连。他们之间的配合，不再是为了共同的胜利，而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