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日本侵略者攻占南京后，迅速调动第13师团北上，旨在与自山东方向南下的日军形成合围之势。日本的战略目标明确——直指华东交通枢纽徐州。徐州一旦失守，日军便可轻松推进，直接进入中国的腹地，进一步扩大侵略。蒋介石虽然为保卫徐州，调集了大量兵力进行防守，但面对日本的双面夹击，最终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放弃了这座城市。

四个月后，蒋介石决定展开大规模反击，准备在此与日军进行生死较量，力求扭转战争局势。他亲自前往前线，鼓舞士气，号召全军誓死捍卫武汉，誓言与这座城市共存亡。他在讲话中坚定表示：“我们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依靠武汉的坚固防线，以英勇无畏的精神消耗敌人的力量，最终取得胜利！”

蒋介石的决心十分明确，他将抗日决战的重心放在了武汉战役，依托长江的天然屏障及坚固的防御工事，准备在此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中共中央长江局也指出：“武汉就是中国的马德里。”此战的成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命运。然而，毛主席却对此持不同看法，远在延安的他认为，将国家命运寄托于单一的决战是不明智的。他警告蒋介石：这种赌注太大，不能轻易采取。

为什么毛主席认为武汉会战不适合作为最终决战的选择？这一点需要追溯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者一路高歌猛进，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到1938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甚至徐州都已沦陷。与此同时，河南的局势愈加严峻，武汉也处于危险之中，中国的命运岌岌可危。

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一些人开始流传投降的言论，认为既然无法抵抗，不如放下武器、保全百姓。这类想法，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便已有迹可循。亲日派如汪精卫等人曾一度表示愿意出卖国家领土，换取个人的安逸与荣华富贵。虽然蒋介石并不愿意投降，但他的主要精力却被放在了内战的解决上，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了绥靖政策。即使在“西安事变”后，他才被迫同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但其抗战决心仍显得摇摆不定，似乎并未完全将抵抗侵略视为当务之急。

尤其是在上海战役中，蒋介石的指挥显现出种种问题。80万国军面对日军20万的兵力，尽管日军拥有一定的装备优势，但中国军队的装备并不逊色太多。蒋介石的部队装备了不少德式武器，上海作为前线，背后有着庞大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蒋介石全力以赴，上海未必会轻易沦陷。然而，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且寄希望于英美的调停，错失了许多关键时机。更为致命的是，蒋介石未能及时调动桂军，导致战斗拖延，局势一度失控。

此后的徐州战役，蒋介石痛定思痛，总结经验，减少了部队的损失，也意识到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战争初期，中日兵力差距并不悬殊，但随着时间推移，战争的天平逐渐倾向于日本。蒋介石决定在武汉展开决战，将其视为逆转战局的关键时刻。

为了争取时间，他甚至做出了炸毁花园口决堤的决策，发动了“水淹七军”的计划。尽管这一行动造成了数十万平民的死亡，蒋介石依然坚持将武汉作为抗战的最后防线。到1938年5月，武汉集结了超过110万中国兵力，以应对即将来临的日军30万大军。

陈诚为蒋介石提供了一份关于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他主张通过大规模的阵地战，消耗日军的力量，逐步消磨敌人的战斗意志，为后续的抗战打下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广为传阅，成为指导抗日战略的经典之作。

《论持久战》指出，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击阶段。毛主席提到，尽管敌人装备强大，但中国的持久战优势在于其庞大的国土和人口。只要能够持续消耗敌人的力量，中国最终必定能够反败为胜。蒋介石最初对《论持久战》的内容并不认同，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他逐渐意识到，抗日战争最终是一场持久战，胜利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

通过与毛主席的不同理解，蒋介石也逐渐认识到兵民一体的力量。尤其是在武汉战役后，他开始更加注重民众的动员与支持。在战斗的最前线，董必武批评国民党官员的漠视民生，指出没有充分调动民众的力量，战争的胜负岂能仅依赖于军队？

最终，《论持久战》不仅改变了国民党的战略思维，也为中国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蒋介石虽然承认毛主席的战略远见，但在个人的军事理解上始终与毛主席有很大的差距。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毛主席的战略眼光与持久战理论，成为中国抗战最终胜利的核心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