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643 年的深秋，临淄城的齐桓公宫殿里弥漫着诡异的寂静。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主姜小白，此刻正被囚禁在高墙之内，听着墙外竖刁、易牙等人的欢笑声，在饥饿与绝望中咽下最后一口气。《史记・齐太公世家》用 “身死不葬，虫流出户” 八个字，记载了这位春秋首霸的凄惨结局。从葵丘会盟时 “天子致胙” 的巅峰，到病榻上 “诸子争立，兵戈相向” 的绝境，齐桓公的最后三年，恰似一面铜镜，照见了权力巅峰者的人性弱点与政治博弈的残酷逻辑。

齐桓公的晚年悲剧，早在管仲去世前便埋下伏笔。公元前 645 年，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病重，齐桓公亲往探视，问以身后事：“群臣谁可相者？” 管仲答曰：“知臣莫如君。” 当齐桓公提及易牙、竖刁、开方三人时，管仲的警示字字如刀：“易牙烹其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竖刁自宫以近君，非人情，难亲；开方背亲以事君，非人情，难信。”（《史记・齐太公世家》）

这番对话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识人谏言。管仲看穿的，正是这三人 “不近人情” 背后的权力野心。易牙为讨好齐桓公，竟将自己四岁的儿子烹成肉羹；竖刁为入宫侍奉，亲手阉割自己；开方为依附齐国，放弃卫国公子之位，十五年不返故国。齐桓公却沉迷于他们 “爱君胜过爱亲” 的表象，认为这是忠诚的极致。管仲临终前反复叮嘱：“去此三子，无近之！” 但这位曾听从管仲 “尊王攘夷” 之策的霸主，此刻却犯了致命的自负 —— 他表面应允，实则并未驱逐三人。

《左传・僖公十七年》记载，管仲死后仅一年，齐桓公便重新起用竖刁等三人，让他们执掌宫廷宿卫与膳食要务。曾经辅佐齐桓公称霸的鲍叔牙极力劝谏，却因忧愤成疾而死。齐国的权力核心，悄然被一群 “非人情” 的宠臣侵蚀，为日后的宫廷政变埋下祸根。

齐桓公晚年的另一个致命失误，是未能妥善解决储位问题。他一生宠幸的姬妾多达六人，生下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五位公子，且 “皆有宠”（《史记・齐太公世家》）。早年齐桓公曾与管仲约定，立公子昭为太子，并托付给宋襄公照拂。但晚年在宠妃长卫姬与易牙的游说下，他又许诺立公子无亏为储，导致 “五公子皆求立” 的局面。

公元前 643 年，齐桓公病重卧床，失去了对朝政的掌控。早已觊觎权力的竖刁、易牙率先发难，以 “君有疾，不可见人” 为名，率宫卫封锁宫门，筑起高墙，禁止任何人出入。《韩非子・十过》记载其惨状：“桓公渴饮，竖刁、易牙不通；饥食，竖刁、易牙不进。” 曾经 “九合诸侯” 的霸主，此刻沦为深宫囚徒。

更残酷的是，五位公子为争夺继承权，在宫外展开了血腥厮杀。公子无亏在竖刁、易牙支持下占据东宫，公子昭逃往宋国求援，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则各自率私兵盘踞都城各处。《左传・僖公十七年》描绘当时的临淄城：“公宫之难，死者数百人，飞矢集于公屋。” 而病榻上的齐桓公，只能在高墙内听着儿子们的厮杀声，在悔恨与绝望中走向死亡。

齐桓公死后，这场权力闹剧并未结束。竖刁、易牙拥立的公子无亏虽暂时掌控宫廷，却因弑杀大臣引发朝野不满。宋国国君宋襄公遵照齐桓公与管仲的嘱托，率诸侯联军伐齐，护送公子昭归国。《史记》记载，齐人 “恐，杀无亏”，欲立公子昭为君，但其余三公子 “率其党与攻昭”，齐国陷入全面内乱。

这场混乱持续了整整六十七天。直到公子昭在宋军支持下击败对手，成为齐孝公，才想起为父亲收殓。此时的齐桓公尸体早已腐烂，《史记》的记载触目惊心：“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 曾经接受周天子赏赐 “文武胙” 的霸主，最终连入土为安的基本尊严都无法获得。这种从巅峰到谷底的坠落，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堪称罕见。

齐桓公的悲剧，本质上是权力失控后的必然。他早年能成就霸业，在于善用管仲、鲍叔牙等贤臣，恪守 “尊王攘夷” 的政治底线；而晚年的失败，则源于对宠臣的纵容、对储位的优柔寡断，以及对 “人情常理” 的背离。正如《管子・形势解》所言：“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令。” 当齐桓公失去对权力的清醒认知，听任 “非人情” 者左右朝政时，其结局早已注定。

齐桓公的最后岁月，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历史思考。司马迁在《史记》中感慨：“桓公之盛，修善政，任管仲，则霸；及晚年，近小人，废太子，则乱。” 这种 “前明后暗” 的转变，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演 —— 秦二世信赵高而亡秦，唐玄宗宠安禄山而乱唐，皆与此有惊人的相似。

从更深层看，齐桓公的悲剧揭示了权力运行的三大铁律：其一，识人不明是君主最大的失德，正如《孔子家语》所言 “夫取人之道，观其言行，犹未能知，必察其所以然”；其二，储位不定是国家最大的隐患，《左传》强调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储君乃 “国之根本”；其三，违背人情的忠诚必藏奸伪，苏洵在《辨奸论》中延续管仲的观点：“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