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1645年设立明史馆以来，开始编写《明史》。这个工作在清朝四位帝王的执政下，历时了近94年，直到1739年才完成定稿。这段历程跨越了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个朝代，尽管整个过程漫长且充满波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规模与深远影响。

然而，由于政治因素，《明史》在评价明朝皇帝时，很少见到过严厉的批评。即便是对亡国的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也只字不提其过失，而是赞扬其“慨然有为”，尽管事实表明他并没有显著的治国作为。清朝对待这些敏感问题时，总是选择着重夸大其优点，回避负面评价。对于明宪宗朱见深的评价也是如此，《明史》称其为“恢恢有人君之度”，并将他在位时期称作“仁、宣之治于斯复见”，尽管这只是出于清朝对前朝的恭维。

《明史》在评价明孝宗时，有一句非常有力的话：“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这句话反映了《明史》对明朝十六位皇帝的深刻总结，除了太祖和成祖，真正值得称赞的就只有仁宗、宣宗和孝宗了。此论确实不虚，尤其是对嘉靖皇帝而言，如果他能将精力集中在治国而非修道问仙上，或许他也能与仁、宣、孝三宗相提并论。然而，嘉靖显然并没有将时间和资源放在国家大计上，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撇开《明史》的褒奖不谈，明宪宗朱见深究竟是明君还是昏君？他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波澜。朱见深的父亲明英宗朱祁镇曾被宦官王振引诱，亲自出征瓦剌，最终被瓦剌首领也先俘虏，皇位被弟弟朱祁钰夺走。在此过程中，朱见深一度失去了储君之位。然而，朱祁钰并未能稳固自己的位置，也先最终将朱英宗送回明朝，这为“二帝相争”的戏码铺平了道路。最后，经过“夺门之变”，朱见深重新当上了太子，并在明英宗去世后即位为皇帝。

即位后的朱见深并未立即采取激烈的改革，而是选择了减免田租三分之一，这与多数新上任的皇帝所做的事情相似。这一举动并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杰出的明君，但也显示出他并非昏庸无能。在成化元年，朱见深成功平定了广西瑶族的叛乱，并且对各地饥荒灾民进行赈灾。此后，他又抵御了蒙古的侵袭，平稳度过了这一年。然而，在成化二年，他没有做出什么显著的成绩，既没有大错，也没有大功。

从成化元年至成化十二年，朱见深大多数时间都在应对内外的叛乱和外敌的入侵，此外也对灾民进行赈济，做了一些常规的政治操作，整体而言算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在成化十一年，他立了自己的儿子朱祐樘为太子，同时恢复了他父亲的帝号。虽然这些并没有太多的历史亮点，但至少表明朱见深并没有做出让国家动荡的举措。

然而，到了成化十三年，朱见深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设立了西厂，并任命宦官汪直为西厂提督，从而开启了特务统治的序幕。汪直一上任，便开始肆意打压朝中官员，抓捕了包括郎中武清和乐章在内的多名官员。这一举动让朝廷陷入了深深的不安，许多人感到自己的前途岌岌可危。面对如此局面，内阁大学士商铬和兵部尚书项忠等人纷纷向朱见深上书，要求废除西厂。虽然朱见深暂时同意，但很快他就恢复了西厂的权力，这也让朝中无人敢言反对。

更让人担忧的是，朱见深还将汪直派往辽东处理边务，这让汪直试图控制军队，导致与军队将领之间的紧张关系。幸好，朱见深最终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将汪直从大同调回，并将其降职。汪直的下台标志着他曾经的权势一夜之间崩塌。

纵观朱见深的整个治国生涯，除了建立西厂进行特务统治，基本上他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统治者。虽然他没有大起大落的历史事件，但也未曾做出暴虐的行径，相较于许多其他皇帝，他并未出现频繁的政治斗争和残酷的肃杀。总的来说，他不算是一个明君，甚至不能与《明史》所提的“仁、宣之治”相提并论，但也绝不算是昏君或者庸君。毕竟，他的统治并未对国家造成严重的破坏，也没有对人民的生活造成大规模的灾难。

朱见深的子嗣朱祐樘继位后，能够接手一个相对稳定的明朝，因此可以说，朱见深虽然不能算是开创一番伟业的帝王，但他至少为后代的统治提供了一个基础。因此，朱见深被称为“合格的守成之君”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