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所编的《隋书》,对隋炀帝有如此评价:“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
这里的“土木之功”,也包括着那条泽被后世的京杭大运河。
这条大运河全长两千余公里,是世界上水道最长的人工河道。它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境内),南到余杭(今浙江杭州)。流经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长江、淮河与钱塘江五大水系。其中,大运河的邗沟和山阳渎,分别开凿于公元前486年、公元587年,是吴王夫差和隋文帝,为了军事目的而修建的。
隋炀帝下令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和江南河。
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通济渠,西自今天洛阳西郊,将谷、洛二水引入黄河;东在荥阳东北,引入黄河。公元608年,隋炀帝又下令开凿永济渠,将黄河的支流沁水引入到今天的卫河,并沟通永定河和北京相连。
公元610年开凿的江南河,经无锡、苏州、嘉兴,到达杭州。
至此,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全部竣工。
虽然这条运河在此后成了重要的交通纽带,经济命脉,但隋炀帝却为些付出了沉重代价。
唐代诗人皮日休就曾写诗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为了一条大运河,隋炀帝杨广弄得人亡政息,国破身灭,他为何还要开凿这样一条运河呢?
唐代诗人秦韬玉在《隋堤》一诗中,认为隋炀帝是为了满足自己畅游江都的欲望;而另一部唐代作品《开河记》则认为,隋炀帝开凿运河是为了厌胜。
其实,隋炀帝虽然以“暴虐”著称,但他的政治素养与能力还是很高的。他登基之初,便想大展宏图,与秦皇、汉武一争高下。他下令开凿大运河,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开凿运河是南方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代经济中心,最早是在黄河流域,先秦,两汉。然而,北方地区在经历了东汉末年至南北朝十六国时代,长达四百余年的战乱之后,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尽管先后有曹魏、西晋、前秦、北魏、隋王朝采取种种措施,极力恢复北方经济,但自秦汉以来的经济中心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隋王朝将国都建在“进可攻、退可守”的关中地区,是出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而不是经济的自选。尤其是随着大量人口的涌现,关中经济无法负担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特别是遇到饥荒之年,隋文帝不得不率领皇室子弟、文武百官跑到洛阳去就食。
反观南方地区的经济,在过去四百多年的期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大批掌握着熟练农业技能的农民南下,加上南方特有的、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南方在东晋时期,就已经成为新的经济中心。既然隋王朝将国都定在北方,那么如何将南方丰富的物产(粮食)转移至北方,以弥补北方生产力不足产生的物资短缺问题,就变成迫在眉睫之事。
古代交通条件有限,相比于陆运,水运是最为廉价的,也是最方便的。只有开辟一条新的水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方物资短缺问题。
开凿运河是隋朝巩固统治的必然。隋朝统一之前,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南北对立,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生活和社会风俗,南北彼此的认同感较低,北方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关陇贵族,瞧不起南方的士人,而南方的世族文人,也看不上粗犷的北方贵族。而且,南方的这些世族,在当地的影响力非常大,隋朝政府实行的中央派遣地方官的做法,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此双方的矛盾十分尖锐。
前南陈故地,在隋朝统一全国之初,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叛乱。后来,零星的反叛还是不少。
为了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将其更快地纳入到中央体系中来,开辟一条能够直通南北的运输路线,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在隋朝的北方,一直都有突厥、吐谷浑的威胁,为了防备他们的侵袭,隋朝在边境上长期派兵驻守。尽管隋朝也采取了军队屯田的方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十余万军人的军粮问题,还常常需要中原,甚至是南方的粮食来接济。而大运河中的永济渠一段,就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而开凿的。
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水道之一。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其功绩是伟大的。它本来可以成为加强隋王朝统治的有力工具,但隋炀帝急于求成,滥用民力,使得人民无法负担,加之隋炀帝又北征突厥,三征高丽,不断地四方巡视,造成连续不断地沉重负担,全部集中在一起落在百姓头上。由此引发天下大乱,催生了燃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的农民起义。许多时候,帝王的举措一定会对王朝的兴衰造成影响,用得对,用得好,将兴盛一个王朝;用得错,用得急,则会迅速毁灭一个王朝。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治大国,如烹小鲜”,许多事情,急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