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总后（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主要领导发生调整，洪学智调往地方工作，谁来接任总后部长一职成为焦点。上级一度把目光投向已经离开一线战场的罗荣桓，请他出面建议人选。

罗荣桓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总政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对高级将领的情况非常熟悉，找他商量人选既妥当又高效。罗荣桓一心为公，主张总后部长的人选仍应由四方面军的将领担任，以保持力量结构的延续和稳定。

回顾五十年代，干部使用的原则一直在“照顾山头、消灭山头”之间寻求平衡。解放军的兵源来自三大主力红军，解放战争时期又划分为五大主力部队。干部调配问题，第一要务就是平衡，不能让一个山头垄断所有关键岗位。

在五十年代的干部配备中，实行的是五湖四海的分散原则。以总干部部为例，三个副部长分别来自一野的徐立清、二野的宋任穷、四野的赖传珠，体现了跨部队、跨地区的均衡考虑。

1957年以后，八大总部合并为三总部，即总参、总政、总后。此时的人选结构也作了调整：黄克诚来自3军团，谭政来自1军团，洪学智来自四方面军。罗荣桓提出，总参的人员可以继续由3军团将领担任，也可以由二方面军将领担任；总后则应继续由四方面军将领担任，以维持原来的平衡格局。

关于总后部长的具体人选，罗荣桓曾提出两条可选路径：要么由王新亭担任，要么由王宏坤担任。之所以看好这两位，原因各有侧重。

- 王新亭：过去担任济南军区政委并兼任代司令，1957年调到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尚未毕业就被叶剑英提请前往军事科学院担任副政委，具备从大军区正职到副职的能力与经验，具备应对总后工作需要的政治与组织能力。

- 王宏坤：是正兵团级上将，调任海军后长期担任副司令，虽在大军区正职的履历不如前者突出，但他在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在地方工作，后勤保障经验丰富，对后勤体系的运行有深刻理解。

两人虽然都具备担任总后部长的条件，若从人选单一性考量，任用其中一位也能解决干部平衡的问题，并有机会把总后从副职调到大军区正职的水平。

然而，这次任用却打破了“五湖四海”的原则。这与林彪的用人习惯似乎有一定关系。战争年代，林彪偏好用老部队、熟悉的干部。具体表现之一，是他指挥下的东北挺进和山东军区的部队编成变动较大，原红1军团、原红3军团的部队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人员编制。这些部队的前身分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红3军团和红1军团，后来改编为解放战争中的120师、343旅等单位。

最终，总参和总后的负责人选择继续从红1军团的干部中选拔出来，罗瑞卿和邱会作担任总参/总后的关键岗位。同时，罗瑞卿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也基本上来自红1军团，名单中包括谭政、肖华、肖向荣、邱会作、杨成武等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红1军团为核心的权力格局。

简而言之，1959年的人事调整在强调保持力量平衡与经验传承的同时，也反映出特定领导人与用人偏好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一个以上 Three Headquarters 为核心、以红1军团为主要来源的领导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