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1948年，解放战争的形势逐渐对我党部队有利，战局开始好转。为了推进全国解放的进程，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决定将全国的部队进行整编。根据地理位置，四大野战军的划分也随之确立：西北、中原、华东和东北，这就是后来的一至四野。

这四支野战军的前身，主要来源于八路军的三个师和新四军。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三支野战军的司令员均由原来的师长或军长担任，但西北野战军却由原本的贺龙换成了彭德怀。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这与1946年时的一个临战决策有关。那时，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带领25万大军进攻延安，而当时延安只有2万守军，双方差距悬殊。然而，毛主席决定充分利用地形优势，与敌军周旋，将胡宗南的主力牵制住。

贺龙当时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这个职位本来非常适合他，但由于他接到了中央的命令前往晋北作战，未能留守陕北。而在这一危急时刻，必须进行统一指挥。于是，彭德怀暂时接过指挥权，并组建了由他领导的西北野战兵团。从此，彭德怀的指挥风格逐渐展现，战绩优秀，也未曾犯过大错。在这种情况下，换帅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贺龙也未能成为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尽管如此，西北野战军的大部分部队仍然是贺龙的旧部，他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然而，彭德怀的指挥风格与贺龙大为不同，这让一些贺龙的旧部难以适应，甚至曾因此发生过争吵。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一纵奉命进攻榆林，但经过两天激战依然未能攻下。胡宗南派遣36师增援榆林，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一纵决定暂时撤退。未能完成任务的廖汉生，心情十分沉重。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急促且愤怒的声音：“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你们把贺龙的脸都丢光了！”

廖汉生认出了是彭德怀的声音，他耐心解释，但彭德怀怒气冲天，两人激烈争吵。最终，廖汉生愤怒地摔掉电话，并向警卫连下达命令：“今天就让野司看看我们一纵是什么样的！”他带着警卫连赶往榆林附近，找到合适的地点展开防线，准备给敌人一个坚决的抵抗。

随后，贺炳炎得知情况，带领一个营前去支援。两人合力成功击退了敌军。

同年10月，西北野战军一纵与三纵联合进攻清涧，但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尤其是外围的耙子山阵地，久攻不下，造成了一定的损失。716团团长储汉元在战斗中牺牲，贺炳炎愤怒而焦虑，接到了彭德怀的电话：“为什么还没打下来？我命令你赶紧给我拿下耙子山！”

贺炳炎本身脾气火爆，也回击道：“部队伤亡大，面临很大困难。”考虑到战情紧急，便挂掉了电话。次日，一纵成功攻占耙子山。

此外，西北野战军还经历了损失最惨重的西府战役。当时，一纵和二纵合攻宝鸡，任务顺利完成。然而，西北野战军四纵的防御阵地在面对胡宗南主力裴昌会部进攻时，竟然没有请示上级，也没有通知附近的友军，擅自撤退至岐山东北的山区。这一决策导致胡宗南的部队长驱直入，西北野战军被迫放弃宝鸡，损失惨重。

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担忧，便与林伯渠一同前往西北野战军的驻地。两人到达后，召开了总结会议，彭德怀在会上严厉批评了一纵，指责他们在夹击屯子镇时走错了路，导致了时间的浪费，后续也未能意识到潜在的危险。

其实，彭德怀的指挥方式也有一定问题。因为他越级指令下达给了团，廖汉生对此不满。会议中，廖汉生情绪爆发，直言不讳：“你直接给团下命令，事后又不通知，这算什么意识？”彭德怀的指挥方式让廖汉生和其他部分干部感到不适应，最终两人爆发了争执。

贺龙担心局面失控，出面喝止了大家的争论。虽然会议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结论，但随即结束。会后，贺龙召集了顶撞彭德怀的人员，对他们进行批评。他尤其严厉地批评了贺炳炎，指责他对上级指挥不服从，必须进行检讨。贺炳炎面对老上级的训斥，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抗，而廖汉生则被批评得眼泪直流。

由于贺龙的严厉批评，之后，大家对彭德怀的指挥风格不再有异议。贺炳炎和廖汉生主动去找彭德怀做检讨，而彭德怀对此笑着摆手，表示不以为意。他本性直爽，即便因战事而过于激烈，也很快就会忘记。后来，彭德怀甚至提议让廖汉生担任兵团政委，但廖汉生自觉资历不足，婉拒了此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