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营中，胡宗南和戴笠的交好众所周知。他们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广泛的猜测和传闻，关于他们为何会成为好朋友，众说纷纭。

有人曾提出一种说法，认为戴笠之所以主动示好于胡宗南，并不仅仅是为了修复彼此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在军中安插自己的眼线，以更好地掌握情报。

胡宗南作为一位拥有庞大军队的领导者，自然成为军统密切关注的对象。军统需要获取他的支持和合作，才能更好地完成情报搜集和掌握敌情的任务。

因此，戴笠才频繁向胡宗南示好，以期获得他的支持。通过与胡宗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戴笠能够在胡宗南的部队中安插自己的眼线，更加顺利地获取情报和信息。

然而，这个说法只是一种推测，其中的真实情况只有当事人才最清楚。无论如何，戴笠和胡宗南的合作确实为双方带来了一系列的好处，不仅修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还为军事行动和情报工作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还有人说，胡宗南之所以与戴笠交好，是因为戴笠所处的职位。胡宗南虽然地位显赫，但却是“外官”，受制于蒋家的权势。而戴笠虽然官职不高，却是“内官”，身居蒋家核心，并掌握着军统的重要机密。他时刻关注着蒋家的动向和政局变化。一旦出现对胡宗南不利的情况，戴笠可以迅速传递情报给胡宗南，让他有时间做出应对和准备。

然而，他们之间的交好并非简单的互相利用，而是建立在彼此需求的基础上。胡宗南需要军统的情报支持和戴笠的眼线，以保持自己在军中的地位和权威。而戴笠则需要胡宗南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以巩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胡宗南和戴笠之间的交好，有一个传闻让人们津津乐道。有人说，胡宗南之所以与戴笠结成同盟，是因为戴笠将他曾经的女人叶霞翟送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是一个武将，但他内心深处对于蒋家夫人那种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洋人气质的女性非常向往。他明白，要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并追求更大的发展，仅仅凭借军权是不够的。他需要一个在政界娴熟应对、擅长交际的夫人作为自己的后盾。在胡宗南看来，叶霞翟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而戴笠恰好满足了他的需求，将叶霞翟赠送给了胡宗南，并帮助她留学洋人的国度，这使得胡宗南对戴笠感激不已，两人的交好日益加深。

然而，这种说法是否能完全解释他们之间的交好仍然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叶霞翟只是交好关系的一部分，而真正的关键在于戴笠能够帮助胡宗南。

事实上，在胡宗南崛起的历程中，戴笠两次给予了他重要的帮助。如果没有戴笠的协助，胡宗南很可能无法达到后来成为“西北王”的地位。这些历史事件让胡宗南深感戴笠的重要性，也让他更加倾向于与戴笠结盟。

抗战爆发后，胡宗南带领部队参加了淞沪会战。尽管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全力以赴，为国家的抗战努力。

淞沪会战结束后，胡宗南因表现出色，被晋升为第十七军团总司令，驻扎在长江北岸的浦口和滁州一带，负责接应从南京撤退而来的溃兵。

这个任命被视为蒋介石对胡宗南的特别偏爱。其他与胡宗南一同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的将领，如宋希濂、桂永清、孙元良等，并未得到同等待遇，他们率领部队在南京城内苦苦坚守。

南京保卫战结束后，胡宗南率领部队撤至安徽。当时，安徽地区归属于李宗仁的第五战区，蒋介石将胡宗南派往安徽的决定，也带有将第十七军团纳入第五战区的意图。

然而，胡宗南却对李宗仁毫不买账，他不仅没有去拜会这位上级，反而率领部队北上河南，远离第五战区的作战范围。

胡宗南的行为激怒了李宗仁，让他暴怒不已。然而，对于这位被誉为“天子门生”的胡宗南，李宗仁又能做些什么呢？他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事实。

胡宗南的决断与他个人的野心和意图息息相关，他并不想被束缚于某个战区的指挥范围，他有着更大的抱负和战略眼光。

面对李宗仁的哭诉，蒋介石表面上对胡宗南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但内心却暗自欣赏。他认为胡宗南的傲气和忠诚是值得提倡的品质。

于是，在1938年1月，胡宗南所部被调往关中地区，这个地区在战略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向东，可以与日军隔着黄河对峙；向西南，可以作为阻止日军进入四川的屏障。

当然，除了这些明确的战略目标外，还有一个无法公开提及的隐藏作用，那就是向北，可以阻止八路军向南扩张。

有了这个地盘，胡宗南就开始了他的运筹帷幄。他意识到需要扩充自己的兵力，这是在西北创业、称霸西北的关键一步。

由于胡宗南所辖的第一军在淞沪战场上遭受了惨重损失，虽然旅级以上军官大体上都幸存，但团、营级以下的军官损失过半。至于连级以下的军官，几乎全军覆没在淞沪战场上。

尽管军官缺乏，但幸运的是士兵并不缺乏。自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后，胡宗南接收了大量的溃兵，并将税警总团和上海保安总队的一部分纳入麾下。来到西安后，胡宗南从第一军抽调了一些可靠的干部，组建了第90军和两个新编师。通过这样的调整，胡宗南终于摆脱了一个军团只有一个军的尴尬局面。

虽然胡宗南已经组建了第90军，但他清楚军官的不足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尽管他从第一军中抽调了一些骨干成立了第90军，但这两个军团的编制远远不能满足胡宗南成为“西北王”的野心。

胡宗南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他急需大量的军官来扩大部队规模。仅仅依靠黄埔军校近几期的毕业生显然是杯水车薪。抗战爆发后，许多黄埔军校学员在战场上英勇牺牲，导致各部队普遍面临着军官匮乏的困境。

尽管蒋介石对胡宗南有着特殊的青睐，但他也不能过于偏袒胡宗南，因为这可能引起其他将领的不满和怀疑。在军中，公平公正的待遇对于维护军队内部稳定和士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蒋介石过于偏袒胡宗南，那将使其他将领对他产生怀疑和不满，进而破坏整个军队的团结和效力。

胡宗南深知这一点，他不能指望完全依赖蒋介石提供的军官资源。因此，他需要探寻其他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一种可行的方案是自行培养军官人才。

回想起在西安整军之前，胡宗南曾有过一次成功的经历。当时，他利用战争造成的军官损失的机会，将自己信任的人安排到各个岗位上。虽然这导致了部队实力的削弱，但他对军队的控制力度却得到了加强。

胡宗南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解决军官匮乏问题的办法。他决定在西安成立一所黄埔军校的分校，用来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尤其是他自己的心腹。这样，他就能够从自己手下培养出足够的军官，而不必完全依赖外部的资源。

胡宗南写了一份报告，向蒋介石提出在西安成立黄埔军校第7分校的请求。这个提议对于他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蒋介石来说却充满了意外和疑虑。他开始思考胡宗南到底想要做什么，这个提议背后是否隐藏着胡宗南更大的野心？

自1928年起，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原有的各省讲武堂，将它们改名为黄埔军校的分校。然而，这只是权宜之计，因为蒋介石当时还没有能力完全废除这些讲武堂，将对军校生的培养纳入国有范畴。

然而，在这个时候，胡宗南却突然提出在西安设立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这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打算效仿军阀们割据一方的做法。

作为曾经的军阀之一，蒋介石非常了解军阀们的发展路径。他深知“要想治军，必先治学”的道理，否则他也不会在当年争当黄埔军校校长时不遗余力。

然而，现在他得意的学生胡宗南竟然也要效仿他的做法，这让他不得不提高警惕。因此，蒋介石回复了一个含糊的答复：“暂缓议”。

胡宗南收到蒋介石的三个字的回复后，心里感到有些慌乱。以前，只要他有所要求，蒋介石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批准。但这次，他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拒绝，难道蒋介石已经洞察到了他的野心？

这个故事将继续发展，展示出更多的权谋和争斗。胡宗南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他必须谨慎行事，同时也要思考如何赢得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

就在胡宗南心慌不已的时候，蒋介石下达了一纸调令，抽调胡宗南所部赶赴中原，参加兰封会战。

然而，包括宋希濂、桂永清等黄埔同学们都发现，胡宗南似乎变了。他不再像在淞沪会战中那样充满热情地率领部队英勇抗击日军，而更像在应付差事。

加入兰封会战后，胡宗南被赋予了攻打罗王寨的任务。然而，以一个军团的实力攻打仅有不到一个联队守卫的罗王寨，竟然三天未能攻克。

蒋介石对此感到愤怒，他严厉地批评了胡宗南。第十七军团是刚刚成立的军团，如果这场战斗打不好，会给人议论纷纷。

面对蒋介石的批评，胡宗南有所触动。

是的，他是黄埔军校中首位被提拔为军团总司令的人。他知道自己受到了很多嫉妒。如果他不展示真正的能力，不仅会被人诟病，就连蒋介石也会受到影响。这绝不是蒋介石希望看到的。

因此，胡宗南下定决心，率部猛攻罗王寨，在第二天就攻下了这座要塞。

随后，胡宗南趁胜追击，又率部攻占了曲兴集。

尽管兰封会战以失败告终，但胡宗南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值得称赞。蒋介石对此也感到满意。尤其是胡宗南能够在受到自己批评后，知耻而后勇，率部英勇作战，这显示了他的进取心和能力。

因此，二人的关系恢复如初，蒋介石也同意了胡宗南关于在西安成立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请求。

胡宗南知道，尽管蒋介石表面上原谅了他，二人的关系看起来恢复如初，但要在内心中重新建立起信任，那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胡宗南做了一系列的准备。他知道蒋介石对第七分校非常关注，时不时派人来视察，于是他授意一位擅长绘画的学员画了一幅画。

这幅画中，蒋介石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面，后面跟随着第七分校的学员。而胡宗南则是为蒋介石牵马。

这幅画的寓意虽然简单明了，却很明显地表达了胡宗南对蒋介石的效忠态度。

蒋介石看完之后，心里感到非常满意。

然而，戴笠却认为胡宗南这个举动有些过头了，似乎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对蒋介石的忠诚。在一些有心人的眼中，这幅画有着一种“大伪似真”的嫌疑。如果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提出质疑，胡宗南将会陷入危险之中。

戴笠是个心机深沉的人，尽管他发现了胡宗南的“大伪似真”假象，却没有在蒋介石面前揭穿。相反，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来弥补胡宗南的不足，以此示好胡宗南，进而达到与他交好的目的。

在蒋介石信任的浙江人中，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然而，陈诚虽然为人正直，但对军统的行为并不赞成。每当他遇到军统成员，要么严厉责骂，要么动手打斗。戴笠虽然吃了亏，但也无法还嘴，毕竟陈诚的地位高且深受蒋介石的信任。

然而，这样的情况长期下去并不可行。因此，戴笠开始考虑在黄埔系内寻找一些军中伙伴，而深受蒋介石信任且地位高的胡宗南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作为黄埔军校6期生，而且还是被蒋介石特批的黄埔生，戴笠在正式的黄埔学员面前一直自卑。当年，他自愿为蒋介石刺探情报时，甚至遭到了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的殴打。这表明戴笠在黄埔学员中的地位很低。

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戴笠一直想加入胡宗南等黄埔生的小圈子，但屡次失败。因为在这个小圈子里，低于黄埔四期的人没有资格进入。

在胡宗南等人看来，黄埔一至四期的学员是与蒋介石一起经历艰难岁月的，而之后的黄埔学员都是来享受成果的。所以，戴笠计划借此机会向胡宗南示好，以便能够进入黄埔学员的圈子。

于是，在某一天，蒋介石和戴笠讨论起那幅画时，戴笠终于找到了说话的机会：

"胡长官虽然已是一位封疆大吏，但在校长面前仍然像个小兵一样，真是孩子再大，在父母面前还是个孩子。”

听到这番话，蒋介石心中欣喜不已，连连点头：

"我对待黄埔学员就像我母亲对待我一样，甚至溺爱不已。”

这下子好了，戴笠的话不仅解决了蒋介石与胡宗南之间的矛盾，还让他们之间增添了一份友情。

这成为了戴笠为胡宗南做的首要任务。

胡宗南不愿意在陈诚的部下工作，再次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戴笠则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

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被调至第五战区，负责罗山到信阳一线的防务。

1938年9月，日军在富金山、沙窝和小界岭一线遭到了宋希濂的第71军和田镇南的第30军的顽强抵抗，进展缓慢。为此，日军改变策略，试图绕过这条防线，从潢川、罗山和信阳一线打开一个缺口。

当时，驻守在罗山的是川军第124师。按照部署，胡宗南的部队应该在124师的侧翼设防。然而，胡宗南的部队迟迟未能到达。这意味着川军第124师在罗山一线孤军作战。

，胡宗南并非完全错在未向罗山一线派出部队。在当时的战术情况下，中国部队常采取一线配置，缺乏纵深阵地。一旦一线阵地被突破，就可能导致全线崩溃。胡宗南的决策是为了弥补这种战术的不足。

他在124师的背后设置了二线阵地，这本应是一个合理的安排。然而，问题在于当一线阵地的124师难以抵挡日军攻势时，胡宗南应该派兵支援，至少要派兵接应124师撤退。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胡宗南只是从后方眼睁睁地看着124师在前线苦苦作战。

这样的做法在抗战初期和中期并不罕见，陈诚在武汉会战后的总结中曾大力批评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

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主要是部队之间相互不信任，以及各自为战，保留实力。

作为高级指挥官的胡宗南自然也不能免俗。当124师溃败时，他才整顿部队准备出战。

幸运的是，胡宗南并没有畏缩不前，他的第一军实力雄厚，在与日军的交战中表现出色，不落下风。

然而，日军没有放弃，他们采取了另辟蹊径的战术，派出一支骑兵绕过胡宗南的正面防线，突然出现在信阳和武汉之间的柳林车站，切断了这一地区的交通线。

胡宗南心知肚明，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勇猛无畏。过去他是一名光脚汉，但现在身份已经不同，他成了一方诸侯。如果他的部队被消耗殆尽，他又如何能够继续担任军长、司令的职位呢？

因此，他决定不顾宋希濂部队仍在前线苦战的危险，也没有向李宗仁汇报，擅自率领部队撤离了信阳。

信阳一失，武汉的北门洞开，李宗仁只能下令全线撤退，壮烈的武汉会战就此落下帷幕。

然而，在战后，胡宗南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被提升为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如果不是因为白崇禧和一些杂牌军将领的反对，胡宗南甚至可能直接晋升为总司令。

胡宗南对于自己的晋升速度感到震惊，他觉得这一切好像不真实。

然而，宋希濂和陈诚对这一切都看得很清楚。

宋希濂认为，在抗战初期，黄埔学生在军中的晋升速度还是相对平衡的。然而，进入抗战中期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大量的黄埔学生获得高位，掌握兵权。蒋介石担心这些人将来对他不忠诚，因此将军权集中在他信任的几个浙江人手中，而胡宗南正是其中之一。

陈诚认为，胡宗南之所以在抗战中期得以崛起，一方面是依靠机遇，另一方面则是利用了地理优势。胡宗南的防区正好能够牵制陕北的八路军。而胡宗南本人又与蒋介石在对待延安问题上意见一致。

他们对胡宗南的晋升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这背后是政治的考量和利益的交织。胡宗南的晋升，既是他个人的机遇，也是他与时代背景、地缘政治的契合。

胡宗南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刻。1944年4月，日军在豫湘桂大战中获得了胜利，汤恩伯部陷入溃败之中。日军乘胜沿着陇海路向西推进，直指潼关。

此时，胡宗南已经拥有三个集团军和数十万的兵力。他决定率领部队迎战，于是在灵宝战役中击溃了日军，取得了名震一方的“灵宝大捷”。

胡宗南因此感到非常得意，他相信蒋介石一定会给予他更高的官职和封爵。

果然，在灵宝战役结束后不久，蒋介石调动胡宗南赴重庆，并任命他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位于陈诚之下。

然而，胡宗南并不满足。之前他已经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那里的最高指挥官朱绍良对权力并不争强，所以在第八战区，胡宗南可以说是大权在握。

但在第一战区，他面对的是个性强硬、心胸狭窄，又擅于争权之人的陈诚。胡宗南知道与他交锋，必然吃不了好果子。

因此，胡宗南感到焦急，立即找来戴笠商量对策。

戴笠虽然在明面上不敢得罪陈诚，但私下里对他却充满了怨恨。看到胡宗南找自己求助，他也挺身而出，表示与“陈小鬼”这个人打交道不容软弱，胡宗南在军中坚持立场，其他的事情就交给他来处理。

得到了戴笠的支持，胡宗南召集所属各部的高级将领开会，宣布陈诚发出的命令，没有他的签字将一律不得执行。

同时，胡宗南上书蒋介石，请求辞去职务休养。

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立即发电训斥胡宗南。

然而，这时戴笠发表了讲话。他先批评胡宗南不理解蒋介石的苦心，但随后话锋一转，味道发生了变化。

戴笠的话刺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他指出黄埔嫡系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完全得益于蒋介石将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这三人的权力平衡得当。

然而，如今中原战局大败，汤恩伯的部队受到重创，过去的三足鼎立局面已经失去了一条腿。如果再将胡宗南调到陈诚的麾下，那嫡系部队中将只剩下陈诚一人独霸天下了。

这番话正中蒋介石的心窍。他听完戴笠的话如梦初醒。是啊，自己一向擅长的分而治之、权力平衡之道，如今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呢？

如果将军权集中在陈诚手中，必然会引发长期的祸患。

因此，1944年11月，蒋介石重新调整了军中人事安排。陈诚不再担任战区职务，而被任命为“军政部长”，而胡宗南则晋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这是戴笠为胡宗南做的第二件大事。

从此，胡宗南直接指挥的部队数量达到了八个集团军，兵力超过六十万人，他正式开启了他的“西北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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