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韩国人再一次将古中国文化项目申遗成功。

据韩联社首尔电，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韩国以“新儒学书院”之名，将9所保存了朝鲜王朝时代儒学私塾原貌的书院，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这9所儒学书院分别是：荣州绍修书院；安东陶山书院；庆州玉山书院；安东屏山书院；达成道东书院；咸阳蓝溪书院；井邑武城书院；长城笔岩书院；论山遁岩书院。

来自邻国的这一“喜讯”并没有在中国引发多大反响，否则中国书院文化不至于落后如此地步。但是，这件“隔壁家的喜事儿”对于中国教育界，尤其是一直致力研究儒学或书院文化的人来说，实在令人沮丧、心疼，甚至愤怒。

要知道，书院制度与书院文化，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原产，在千余年时间里，深深根扎于民间社会，散布于城乡村落，最多达到7000余所。而韩国的书院，不仅出现比中国晚，数量比中国少，发展亦不如中国，且本身就是从中国移植过去的。

韩国申遗成功之荣州绍修书院

韩国申遗成功之安东陶山书院

提到书院与儒家文化，想必中国人最熟悉不过了，因为他发源于中国，她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之精华。从唐中叶开始至晚清教育改制，书院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化教学组织，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至于儒家更不必多说，几乎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在中国古代，儒家士大夫以创建书院培养人才、创新学问，创造了具有人文教育特色的书院文化，书院可谓是传统高等教育的重要载体。1901年，书院改制，渐渐淡出历史舞台，成为中华文化的标本、儒家文化的符号，以及收费旅游景点。

中国岳麓书院

在中国古代，书院是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历史上的中国，有四大著名书院，分别是岳麓书院 、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和应天书院。

其中，尤以岳麓书院最为有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杨昌济、程潜等都曾在此学习。有人曾这样评价：一座岳麓书院，不意间竟成就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中国应天书院

中国现代依旧有大量文化学者在研究书院，对于申遗的工作，与韩国如同赛跑一样在努力。

韩国自2015年就开始书院申遗之路，这事立即引发中国学者和部分网友的焦虑，呼吁有关方面重视中国书院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宣传，主张中国传统书院应该积极作为，联动韩国、日本等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相关书院共同申遗。

可惜，这些声音对于高层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听到韩国的这一喜讯，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接受凤凰网记者访问时，直言不讳：“自愧。祝贺。”并说道：“一介书生，尽力了，但又无能为力。韩国的朋友终于成功了，6年多的努力没有白费，向他们表示祝贺！中国书院承载无数读书人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梦想，是东亚文明的共同财富，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当之无愧，只可惜韩国朋友做了排他性的处理。”

凤凰网国学：韩国的书院制度是从中国学习过去的，为什么在申遗上他们抢先了一步，而且成功了？

邓洪波：努力！不懈努力！这正是儒家书院的精神所在。

中国岳麓书院内景

申遗成功的韩国陶山书院内景

韩国书院如何而来？以最典型的陶山书院为例，她起源于中国唐朝，16世纪初传到朝鲜半岛，17世纪中叶又由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列岛，19世纪末20世纪初或撤废，或改为学校，至今有1200余年历史。

从此之后，书院在朝鲜半岛兴盛一时，影响至今。

韩国人之所以能申遗成功，他们所作的努力确实令中国人惭愧。他们的背后，是整个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守护。新版一千元面额的韩币，正面是韩国第一儒学家李滉，背面图案则是其弟子为纪念他的学识和品德而修建的陶山书院。

再看中国，和韩国陶山书院建立时期相近的是应天书院，建立于五代后晋时期。宋仁宗在1043年将应天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著名文学家晏殊，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显盛一时。

中国应天书院

直到清代改制后，应天书院被改建、拆毁。从2004年开始，应天书院开始新的一轮修复，一期工程崇圣殿主体目前堪堪完成。

中国应天书院

慕名而去的旅人是这样评价这座1100多年的古老书院：完全是现代人仿古建造的，大门前有一座拱桥，站在拱桥上可以俯瞰院内，但除了大门什么也看不到。进入大门之后，这个院子空空如也，只有一座大殿，大殿是重檐歇山建筑，殿内也无非就是一些仿古摆设和书院介绍，出了大殿就是一个空院子了。实在不值20元的门票。

真是连大门上“应天书院”那几个大字，都透露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寥落和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