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是清代地方最高的军政长官，俗称“封疆大吏”。在清朝末期，全国设有九个总督，分别是东三省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和云贵总督。九大总督中，直隶总督地位最高，而东三省总督则拥有最大的权力。后人曾评价，东三省总督的权力堪比除去封建割据和殖民地总督的其他职位，“权任未有若此者”。在这九位总督中，东三省总督与巡抚是上下级关系，其他总督与辖地巡抚则互不隶属。

今天，我们将重点讲述这些末代总督们在清朝灭亡前后的经历，以及他们各自的结局。

1906年，鉴于日俄对东三省的威胁，清朝的中央政府开始感到对东三省的统治力不足。为加强控制，清廷派遣载振和徐世昌前往东三省，探索解决方案。不久，二人上奏《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主张将东三省的行政体制与内地省份统一，设置总督来统一掌管三省事务，集中力量应对外部威胁。根据这一建议，清廷于1906年4月20日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成为首任东三省总督，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分别担任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的巡抚。

到宣统三年（1911年），东三省总督锡良因病休养，由四川总督赵尔巽接任，成为东三省的最后一任总督。赵尔巽既是清朝忠臣，也是能臣。在担任湖南巡抚期间，他坚决拒绝了列强对湖南矿产的控制要求，并通过设立矿务总公司来保护湘省的矿产利益。担任盛京将军时，他推行财政改革，创办了银号，改善了东三省的财政状况；在四川担任总督时，他大力清理赋税，推动民族团结，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然而，赵尔巽未能幸运地遇到好的时机，在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下，他依然坚守清朝，坚决抵抗革命党人的起义。

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尔巽仍然忠于清朝，并坚决对抗革命党。他在奉天（今沈阳）准备镇压革命起义，采用武力残忍杀害了数千名革命党人和无辜百姓。即使清朝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他依然试图保持东三省的稳定。清朝灭亡后，赵尔巽被解除职务，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混乱和袁世凯的保护，他得以逃过一死，暂时隐匿于青岛租界。随着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赵尔巽重新开始活跃，担任了清史馆馆长，直至1927年去世，享年83岁。

张镇芳是清朝九位末代总督中任期最短的一位，仅担任了十天。他的官场生涯因得势而飞黄腾达，但也有些许投机的成分。在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后，张镇芳凭借与袁世凯的关系获得了升迁，曾任直隶总督。清朝灭亡前，张镇芳作为袁世凯的忠实支持者，表态“唯袁世凯马首是瞻”。他参与了袁世凯的政治布局，但在民国成立后，因屠杀革命党人，他的形象受到严重影响。1914年，他被撤职并遭到民间广泛谴责。随后的几年，张镇芳参与了张勋的复辟活动，虽未成功，但最后，他在商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一位富有的商人，直到1923年去世。

张勋，清朝末年的“辫帅”，对清朝有着极高的忠诚度。即使在清朝灭亡后，他依然效忠清室，率军顽抗革命。1917年，他策划了“丁巳复辟”，试图恢复清朝，但最终失败。尽管如此，他并未放弃政治，而是逃入天津租界，转向商界，经营了多家企业，积累了大量财富。他在商界的成功，使得他放弃了政治野心，直到1923年去世。

张鸣岐是清朝末代总督中最令人不齿的一位。他在官场上并非凭借能力，而是依赖贿赂和投机上位。担任两广总督时，他通过镇压革命起义，导致数十位革命志士牺牲。辛亥革命成功后，他迅速逃亡，先后流亡至香港和日本。袁世凯上台后，张鸣岐回国，成为袁的高级顾问。然而，他的恶行不仅限于此。张鸣岐与日本勾结，通敌卖国，成为历史上的卖国贼。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再次加入了汉奸组织，并为日本效力，直至1945年去世，享年79岁。

松寿是满洲正白旗人，清朝九位末代总督中唯一一位自杀的总督。辛亥革命爆发后，福建发生起义，松寿拒绝交出权力，并采取顽抗态度。最终，革命党人和新军联合发起起义，松寿无法抵挡，见大势已去，便吞金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瑞澂，满洲正黄旗人，出身满洲贵族，仕途顺畅，任江苏巡抚时声望极高。然而，他在面对辛亥革命时未能审时度势，激化了局势，导致武昌起义的爆发。起义后，瑞澂弃城逃亡，最后在日本隐居直至去世。

长庚同样是满洲正黄旗人，曾在多地任职，担任陕甘总督时曾顽强抵抗革命势力。虽然陕西未脱离清朝，但清朝灭亡后，长庚主动交出总督印，表示退出政坛，最终去世。

赵尔丰是赵尔巽的弟弟，任四川总督时因为支持清朝铁路政策，引发了保路运动，最终导致四川爆发革命。清朝灭亡后，他被指控为四川乱局的幕后推手，最终在成都被处决。

李经羲，出身名门，是清朝末期的九大总督之一，任职期间创办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辛亥革命后，他离开云南，曾在民国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但因政治动荡而迅速失去权力，最终在1925年病逝。

这些清朝末代总督的命运各异，有的坚持顽抗到底，有的则随时顺应局势，调整自己的立场。他们的生死与命运，不仅是清朝灭亡的见证，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