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1年，窦建德临终前，痛斥李渊：“忘恩负义，不讲武德。”李渊在杀害窦建德的决策上显示了自己的短视和狭隘，这样的行为显得格局小，缺乏远见，让人不齿。更严重的是，这一决断几乎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差点害了李世民。

619年，河北战局传来不幸的消息，唐军6万大军在战斗中溃败，李渊的大将李绩、李神通、魏征以及同安公主都被俘。李绩的被俘不算大事，但李神通与同安公主是自家人，李渊不得不采取行动去营救。于是，他派人联系窦建德，求得帮助。

窦建德，隋末的农民起义领袖，推崇“仁政”理念，关心百姓福祉，深受河北百姓的爱戴。李神通本已出兵打击宇文化及，但途中受挫，而窦建德趁机消灭了宇文化及，为隋炀帝复仇。

当时，唐朝派兵进攻河北，窦建德与李渊军队发生冲突，李绩、李神通出征挑战，但被窦建德大败，全部俘虏。对于俘虏，窦建德一向采取宽厚之道，安抚他们，给予官职，甚至对于那些不愿意投降的，他也会送他们回家，提供路费，不予阻碍。

李绩虽然被捕，但窦建德仍安排他继续守卫黎阳，然而李绩趁机逃回了唐朝。窦建德的部将对此不满，提出应该杀了李绩全家，甚至包括李神通和同安公主。但窦建德平静地回应：“李绩本就是唐朝的臣子，他能逃回去也是忠心耿耿，怎么能因他逃跑而处决他呢？”

窦建德对待李神通和同安公主也没有一丝怨恨，而是安排他们住在上等的旅馆，款待他们食物美酒，生活得相当舒适。窦建德甚至视他们为“客人”而非俘虏，表现出他宽容大度的胸怀。

与此同时，河东的刘武周、宋金刚、尉迟恭联合突厥骑兵南下，齐王李元吉被打得狼狈不堪。李世民也在前线指挥，采取“持久战”的策略，准备通过消耗战来取得胜利。李渊无力应对窦建德的威胁，只能主动向他示好，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决定结为兄弟。窦建德也答应释放李神通和同安公主，让他们回到长安，与李渊团聚。

621年，李世民率领13万大军东征，准备讨伐王世充。当他们抵达洛阳城下，李世民高声斥责：“王世充反叛，不投降阻碍朝廷统一，天理何在？”王世充则回击道：“李渊也曾是隋朝臣子，亲手杀了隋炀帝杨侑，你凭什么指责我？”两人激烈争辩后，李世民展开进攻，但遇到了强悍的单雄信的围攻。若非尉迟恭及时前来救援，李世民或许就会丧命。

洛阳城防御坚固，李世民决定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派兵攻击王世充的粮食运输线，试图以断粮来逼迫城内守军投降。王世充急忙向窦建德求援，谋士凌敬建议：“唐军虽然强大，但若坚城之下不战，亦有机会逆袭。夏兵虽然人多，但素质不行，无法正面与唐军抗衡。要想击败李世民，唯有切断粮道，联合突厥杀入关中。”

如果窦建德听从凌敬的建议，或许唐朝会陷入大麻烦。可惜的是，窦建德并未采纳这一策略，他并不想激怒李渊，而只是希望能帮助王世充渡过难关。最终，窦建德的目光局限，导致他在虎牢关被李世民突袭，最终被俘。

窦建德被押送至长安，李渊对此没有丝毫客套，直接下令斩首，并命令处决所有随行部将。临终前，窦建德痛斥李渊，指责他忘恩负义，缺乏武德。他曾好好对待李渊的家人，把他们当作贵客来招待，而李渊却对他没有一丝感恩，竟如此残酷地将其处决。

那么，李渊为何要杀窦建德呢？原因很简单，李渊内心深处畏惧窦建德的威胁。从法律角度来看，窦建德建立的“夏国”比李渊的“唐朝”更具合法性。李渊与杨广曾是亲密伙伴，镇守河东，却在隋朝灭亡的关键时刻自立为帝，篡位成为“乱臣贼子”。而窦建德则在复仇旗帜下消灭了宇文化及，并且善待隋朝皇室成员，甚至将他们送往突厥团聚，表现出他的宽容。

李渊因为内心不安，对待那些反抗的“十八路反王”首领，无论他们是否投降，都毫不手软，几乎没有一人能够逃脱。窦建德的死，也为李渊带来了长远的恶果。622年，刘黑闼起义，迅速恢复了窦建德的领地，并打败了李渊的众多名将。李世民亲自出击，也险些在洺水河畔丧命，直到尉迟恭的及时救援。

窦建德在河北民众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人民自发建立“夏王庙”来祭祀他，香火不断。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及唐朝中期的河北三镇割据，民间反抗声浪日益高涨，窦建德的影响可见一斑。

若李渊采取正确的策略，比如给窦建德一个虚职，或许能够稳住河北民心，减少后患。或许像王世充那样，制造一场假死事件，再办一场厚重的葬礼，李渊本可以做到圆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