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的法令中，惩罚犯罪官员时，行政处分与刑罚往往配合使用。行政处分作为五刑之外专门针对犯罪官员的一种惩罚手段，常常被用于处罚官员的犯罪行为。

中国古代法律并未区分“违法”与“犯罪”之别，所有触犯法律的行为都被归入犯罪之列，只不过有轻重之别而已。

所以，即使是官员在工作中的轻微过误，亦属犯罪。若需问责，除非皇帝亲令，一般由法司问拟，处分也自法司出，但这种情况在明代晚期逐渐发生了转变。

嘉靖朝以前对文官的处分议定以司法机构为主

明代前期，对官员的行政处分，除非由皇帝亲令，一般由法司议拟。明代职官犯罪有“奏请取问”之制，由所司将官员犯罪情由具述，奏请皇帝，再由皇帝对犯罪的官员是否审讯以及是否处罚作出裁决。

从官员品级上来看，大小京官和五品及以上外官，无论所犯罪行轻重，均需奏闻请旨裁决，六品及以下外官则不需奏请。除品级外，犯罪官员的职位如为府、州、县正官，其直接上司不得擅自审判；若各衙门的首领官犯罪，本衙门的正官也无权审问。

但若官员所犯罪行较轻，为笞罪及以下者，则不需上奏，“所辖上司，亦得径自提问”。而“内外文武大小官员，但有贪酷奸邪，狥私坏法者，即时指据实迹，明白劾奏”，奏请之后，皇帝依据具体情形，或当即发落，或下法司审讯、拟罪后，再由皇帝裁定是否判决。

职官案件一旦经上请进入司法程序后，犯罪官员应得之刑罚和处分则由法司议拟。明代前期，对职官问责程序中的核查案情和拟定罪名，司法机关占主导地位。

对在京的职官案件审核，由中央司法机构主导。若职官所犯关涉“吏律”，吏部视情况需协同法司进行覆核；关涉他部律令者，则由其他部门配合。案情核查完毕，一般由法司根据调查情形，依律议拟罪名，会同部覆结果，一同上奏皇帝定夺。

对法司所拟，皇帝或允准，或另行裁定，最终所定包括降、革等行政处分，若涉及官员调动和职位变化，还需交吏部查例后，将具体的行政处分决定奏请皇帝后方能执行。

地方职官案件，一般经上请后由地方法司审理拟罪后，再奏请裁夺。一些特殊情况，如犯罪官员为地方要员或罪行较重影响较大者，会被提至京师，按京官例议处。

官员犯重罪不论品级，“在外文职官吏人等，犯赃死、徒、流、杖，并无赃流、徒诸罪，旧例俱送在京法司处之”。

除此以外，一般的地方职官案件，经上请后由当地按察司或巡按御史审理，但一些复杂案情也会由其他部门官员会同核实案情。

综上可知，明朝前期在对文官犯罪案的议处过程中，皇帝拥有最终的裁定权，但案件的审理和处分的拟定，以中央和地方的司法部门为主导。

吏部的职权，一是在京官及地方要员或重案涉“吏律”时，协助司法机构共同核查案情；二是在司法部门拟定罪名后，根据皇帝的最终旨意，将被处分官员职位变化和去向的处分建议拟定后上请。

除上述两种情形外，吏部并不直接参与对官员处分的议定。但有一种特殊情形，在法司奏请后，皇帝无法当即裁决时，会“下吏部议”，吏部得以提出议处建议，但这并不是常制。

嘉靖朝以后对文官处分议定逐渐转移至吏部

明代后期官场风气大坏，党争不息。官员处分多由言官纠劾，言官职司纠察，但其却沦为党争的工具，对官员议处机构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逐渐展开的。

较早发生转变的是对外官的议处，吏部最初只是参与外官被劾案件的覆核工作，后来逐渐被赋予拟定对被劾外官处分的权力。如上文所述，参劾京官需经部覆，外官参劾一般听抚、按奏报。

正德十四年，言官以科、道意见互相矛盾为由，请“以后科道举劾一听吏部覆奏”，吏部议：“给事中、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各陈所见，不能尽同。今后建言，除公同举劾者无议，若出于独见，务须体访的确，秉至公以全大体。”对言官举劾出于独见者，由吏部进行覆核。

嘉靖二年，“时方面官被抚、按论列者，多有摭拾奏辩。御史马禄请行禁约，以重风纪。都察院议行各抚、按，备行各属：凡经参劾者，俱听吏部查访覆奏，期合与论，毋辄诬诋中伤，营求报复”。

彼时被劾官员多有不服而奏辩者，都察院官建议被参劾的官员应由吏部查访后再论处，皇帝准行。在嘉靖二年以前，只有外官被劾案件中的特殊情形，才会由中央派吏部官员前往核查。

嘉靖二年新规出台后，经上请允许地方法司审理的案件，在地方法司审理时，吏部也应随之开展查访。由吏部覆核科道所劾扩大了吏部在对外官处分中的话语权，这也是对明末言官论劾多有失实的应对之举。

但此时，吏部的查访结果还需与地方抚、按审定后的结论，一同奏请皇帝定夺。嘉靖二十六年皇帝又令：“吏部查访相同，宜即与查覆，不必候抚按奏到，奏内彼劾官便从公分别臧否，定拟去留以闻。”

就是说，若吏部查访结果与抚、按参劾内容相符，吏部可即时题覆，这样可尽早对官员进行处分，避免拖延日久导致被劾官员废问政事。

吏部在得以查访被劾外官的基础上，开始对官员具有了一定的先行议定处分的权力。这项权力在隆庆年间被进一步扩大。

明末，吏部开始职掌对在京小官之议处，同时对大官之议处也多下吏部议。京官有犯，照例或上请后由皇帝直接决断，或下法司审理拟罪后奏请决断。

若下法司，吏部有协助核查案情之责，但不参与处分的议定。若是直接由皇帝裁决，吏部便须按旨意执行。皇帝的决断如果仅凭言官所奏，难免就会有失公允。

明末皇帝荒废朝政、朝局混乱、法制崩坏、大臣纷纷求去，一度出现“都察院堂上已无一官，刑部封印日久，毋论事体壅滞，而二百余年所无之景象”。

光宗即位，给事中杨涟奏：“进退贵于自决，黜陟取自宸断。迩来章奏寝阁，裁决希闻。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悻悻言归，偶宽斧钺之条，而扬扬故里，黑白未分，是非莫定”，仍“疏入不报”。

明熹宗即位以后，明确以“大臣进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一听部议”。是以，“凡内外官弹章，稽其功过，拟去留以请上裁”，俱付吏部考功一司。

明朝后期，虽然对文官的议处已渐归吏部，但是在晚明政局动荡的情形下，实际上吏部权力非常有限，也未能建立起相应的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制度。同时职官案件若需经法司审理，仍以法司拟罪在先，以法司定刑罚，吏部拟处分。

晚明虽然已经实现了议处和议罪机构的分离，法司不再具有拟定处分的职能，但是吏部所拟处分，仍以其所获罪名为依据，是以刑律规定的罪与罚为处分的根本依据，尚未建立起系统的行政处分制度。

结语

明代对文官处分议定，从前期以司法机构为主导，到后期权力逐渐转移至吏部，这一转变映射出明朝政治生态的巨大变迁。

嘉靖朝后的党争，让言官沦为党争工具，推动了处分议定机构的变革。虽晚明实现议处与议罪机构分离，但吏部权力受限，也未建立完善行政处分制度。

明代文官处分议定的演变，是研究古代政治制度与官场生态的生动样本，也为后世审视权力制衡与行政规范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