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进行大规模授衔，解放军涌现出十位元帅、十位大将、五十五位上将、一百七十五位中将以及798名少将。这一历史性的授衔活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但并非所有人都对最终的结果感到满意。许世友便是其中之一。当时，许世友曾出现在“十五大将”和“二十二大将”两个候选名单中，但在最终公布的“十大将”名单中，他并未获得大将军衔，而是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得知这一结果后，许世友特意去找周恩来总理询问缘由。周总理的回答是：“萧克也是上将。”许世友听后沉默不语，此后再未提及授衔一事。

那么，许世友究竟是否具备大将的资格呢？如果与同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王树声相比，许世友是否也能胜任这一荣誉呢？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两人的革命经历，来探讨这个问题。

事实上，1955年的授衔标准并非单纯依赖个人的军功或资历，而是有着严格的规则和细致的评定标准。当时授予大将军衔的要求有六条：首先是必须参与过重要的武装起义；其次是要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接着是红军部队的重要创建者；再者是要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的指挥员；接下来是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战略区部队的主要领导；最后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过重要职务。

在这些标准下，许世友和王树声的表现如何呢？我们逐一来看。

首先，关于“参与重要武装起义”这一标准。1927年11月，湖北黄安、麻城爆发了黄麻起义，许世友和王树声都投身于这场革命洪流，开始了各自的革命生涯。许世友当时加入了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担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务；而王树声则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第7军，担任党代表，长期从事党务工作。从这点看，两人的资历差距并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王树声在1926年便已加入共产党，且在1927年初就开始组织农民暴动，相较之下，许世友加入党组织的时间略晚，差距为几个月。

接下来是“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这一标准。王树声在这一方面的优势更为突出。由于他早期就加入了党组织，并积累了丰富的党务经验，黄麻起义之后，王树声便开始在红7军、红11军担任党代表，带领部队开辟柴山堡革命根据地，并成功抵御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此外，王树声还担任了鄂豫边特委委员，积极参与鄂豫皖边区的创建工作。与之相比，许世友尽管也活跃在鄂豫皖边区，但当时仅担任营长，并未直接参与根据地的创建。

在“红军部队的创建者”这一标准上，王树声也占据明显优势。作为鄂豫皖边区的创始人，王树声不仅在红四方面军成立时担任阅兵总指挥，还担任了多个重要师、军的指挥职务，为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许世友虽然在战斗中屡次展现出不凡的指挥才能，但并未直接参与红四方面军的创建，更多的是在军事指挥中发挥作用。

接下来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尽管王树声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职务较为显赫，许世友同样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许世友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担任了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胶东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屡次击退日伪军的扫荡，巩固了胶东抗日根据地。而王树声则主要负责后方指挥，虽然也作出了一定贡献，但他并未像许世友那样亲临前线，直接参与战斗。

在解放战争期间，许世友与王树声再次展现出了各自的军事成就。王树声在中原突围以及解放战争中的多次战役中表现出色，担任豫西北军区司令员，参与了鄂豫皖军区的重建。而许世友则在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关键战役中，指挥了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为解放军攻克敌占城市提供了战术范例。

最后，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职务，许世友和王树声在解放军内部几乎处于同一层级。许世友担任了山东军区司令员，并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而王树声则长期担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以及其他重要职务，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综合来看，王树声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军武装力量方面的成就更加突出，而许世友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指挥才能也堪称出色。尽管如此，许世友的一些决策失误，例如在红四方面军时期曾有过逃离革命队伍的行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最终未能获得大将军衔的机会。

王树声在革命过程中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严格遵守组织纪律，而许世友的一些叛逆举动，可能为他的军事生涯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因此，尽管许世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从授衔标准来看，王树声在多个方面确实占据了更为显著的优势。

无论如何，许世友和王树声这两位革命英雄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名字永载史册，值得后人铭记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