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上海电机厂的厂长涂作潮因为某些特殊的缘由，被错误地列入了反党分子的黑名单，随即被开除了党籍。

一次偶然的机会，周恩来总理得知了这件事，他感慨地叹息道：“这个人不过是个木匠出身，顶多就是性格直率、脾气急躁，怎么可能背叛党呢？”

这句话传到了涂作潮的耳朵里，他感动得眼泪涌了出来，激动地说道：“果然，还是周总理最了解我！”

正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61岁的涂作潮终于在1964年被平反，摘去了“反党分子”的帽子，恢复了原有的职务和待遇，并被调到北京休养。

那么，这个涂作潮究竟是何许人也？周恩来为何亲切地称他为“木匠”？又为何对他有如此深厚的信任，亲自为他平反？

涂作潮于1903年5月11日出生在湖南长沙东乡郭公渡一个贫寒家庭。

由于家境贫困，年少时他跟随姐夫学做木匠，后来又到哥哥处学习木工手艺，靠手艺谋生。

彼时，长沙正掀起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年轻气盛的涂作潮也加入了工人组织“湖南劳工会”。

劳工会会向会员免费发放马克思主义书刊，涂作潮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革命理论著作，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启蒙，逐渐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某年五月，长沙“蒋锡荣木行”老板肆意剥削工人，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

木行工人发起罢工游行，迅速引发了整个泥水和木工行业的罢工风暴。

涂作潮积极参与其中。

虽然最终木工行业的工人运动取得胜利，但因其过于激烈的表现，惹恼了资本家，导致他失去了工作。

不过，他从未感到后悔。

这次斗争让他首次深刻感受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也理解到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推翻资本家的压迫，实现解放。

只可惜，当时他还没有能力真正改变社会的黑暗。

失业后，涂作潮离开家乡，前往大上海闯荡。

在上海，他进入一家纱厂做替工。

那时，共产党在杨浦开办了工人夜校，涂作潮看到招生广告，便兴致勃勃地去报名学习。

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夜校期间，他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组织委以重任，成为一名光荣的地下工作者。

1927年6月，他开始接受特工培训，课程内容丰富多样，包括驾驶、摄影、枪械使用、爆破、暗杀、密码学、化妆术，甚至还要学习如何避免在睡梦中泄露机密。

一年后，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涂作潮远赴苏联旁听大会。

在莫斯科，周恩来对这位年轻的木工出身的同志有了更深了解。

听说了他的背景后，周恩来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为他取了代号“木匠”。

从此，这个代号伴随了涂作潮的地下工作生涯，成为他的隐秘身份象征。

1928年10月，涂作潮进入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

这所学校是赫赫有名的克格勃培训基地。

令人意外的是，虽然他是优等生入校，但在无线电报务学习上遇到了极大困难。

由于幼时家境贫寒，未接受过系统教育，特别是在数学方面非常薄弱，那些复杂的无线电方程式对他来说简直是天书。

老师要求每分钟记录一百个电码，但涂作潮连三十个都记不住，成绩非常不理想。

老师在评语中委婉地写道：高等数学基础几乎为零，可能无法完成一年的强化学习。

这对满怀希望的涂作潮是极大的打击，他一度感到前途渺茫。

正当他陷入困境时，学校政委康斯坦丁诺夫热心地为他指点迷津：既然报务学不来，不如转学机务。

机务主要是组装、维护无线电设备，算是“电工”一类。

于是，涂作潮这个木匠出身的人开始转行做电工。

他天资聪颖，心灵手巧，很快适应了机务工作，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务员。

1930年，学成秘密工作技能的涂作潮返回中国。

西安事变后，他受李克农指派前往上海，参与重建上海秘密电台。

到达上海后，涂作潮化名蒋贵庭，跟随潘汉年领导，开始恢复党在上海的无线电工作。

不久，他在赫脱路572号租下一间门面，开设无线电修理铺，挂出“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招牌。

公司成立后，涂作潮感受到环境的复杂多变。

他不仅要频繁与组织联络，还要应付上海滩的各种人物——巡捕、地痞流氓、以及形形色色的顾客。

为了掩藏身份，他小心翼翼，谨慎应对，生怕露出一丝破绽。

尽管如此，麻烦还是来了。

开店的第二天，一位名叫宋金刚的戈登路巡捕房巡捕找上门来。

宋金刚习惯向商户敲诈，看到涂作潮新开店铺，便提出借住店铺前楼。

涂作潮不敢得罪，答应了他的请求。

此后，他刻意送吃送喝，与宋金刚建立了关系，也借此结识了许多巡捕。

有了这些“保护伞”，附近的地痞流氓见巡捕撑腰，谁也不敢来找麻烦。

涂作潮利用巡捕轮班时机，将需要修理的电台安全地接进店，又将修好的电台秘密送出。

这种平静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他单身的身份逐渐引起了怀疑。

有一次，一个常跟他玩牌的米店老板半开玩笑地说：“你像个共产党。”

涂作潮听后浑身发冷，表面上若无其事地反问：“哪里像？”

米店老板笑着说：“你一个人住整栋楼，没老婆没孩子，怪怪的。”

涂作潮连忙回道：“那你帮我介绍一个呗。”

他还反问米店老板：“那些被抓的共产党，都是穿长衫、西装、戴眼镜的，倒是你更像呢！”

米店老板慌忙摆手：“别乱说了，要是被人听见，咱俩都麻烦。”

虽说事态暂时平息，但涂作潮心里留下了阴影。

从此，他更加谨言慎行，开始着手寻找自己的生活伴侣。

与此同时，周恩来和李克农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三十多岁的涂作潮独身一人在上海经营公司，实在不同寻常。

李克农便向潘汉年下达了特别命令：尽快为涂作潮介绍对象，结婚成家，以便掩护他的身份。

最初，潘汉年介绍了一位党内女同志，但被涂作潮婉拒。

涂作潮有自己独特的择偶标准：一是必须有现成孩子，二是女方不能识字。

这两个条件在常人眼里几乎不可思议，谁会娶一个有孩子的文盲二婚妇？

但这正是涂作潮深谋远虑的体现。

首先，他已34岁，若有妻无子，容易招人怀疑；有现成孩子则更显正常。

其次，作为地下工作者，必须隐瞒身份，娶一个有文化的妻子容易暴露秘密，一旦泄密后果严重。

作为长期潜伏在秘密战线的斗争者，他深知婚姻也必须遵循地下工作纪律。

1937年下半年，涂作潮通过介绍认识了上海纱厂女工张小梅。

她的前夫因肺结核去世，留下一个五岁男孩。

张小梅虽不识字，却忠厚老实，正符合涂作潮的择偶要求。

经党组织调查确认张小梅出身贫寒、性格朴实，婚事很快获得批准。

两人结婚后感情融洽，还生育了五个子女。

涂作潮对继子视如己出。

张小梅不问店铺生意，对电子仪器一窍不通，只专心照顾丈夫和孩子。

多年后，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戏称，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是“假夫妻真同志”，而他父母则是“真夫妻假同志”。

婚后无后顾之忧的涂作潮，专心致志投入地下电台工作。

他以无线电修理店为掩护，大量收购和储备零件，组装地下电台。

这些电台通过多条渠道不断送往北平、延安等地。

在上海，他还收了一名才华横溢的徒弟——李白。

李白正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角的原型。

在涂作潮的悉心指导下，李白迅速成长，数月内能独立组装、修理电台，成为全能地下报务员。

1941年冬，涂作潮在新闸路1520号租房，开设“闻远无线电公司”。

不久，日军进驻租界，秘密工作愈发危险。

1942年中秋前夕的一天中午，涂作潮正在修理收音机，突然收到紧急消息——李白被日军逮捕。

这一噩耗意味着上海地下电台可能暴露，涂作潮必须立即转移，避免更大损失。

离开家前，他向张小梅坦白了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

他满含深情地抚摸着孩子们的脸，泪眼婆娑，哽咽着说：“我叫涂作潮，是地下党员。李白出事了，我得走了。如果我不能回来，党没有成功，你就带孩子重新生活，不要提我的名字；如果共产党成功了，你去找毛主席，他会照顾你们。”

张小梅含泪点头，目送丈夫远去。

涂作潮离开后，张小梅卖掉所有家当，将换来的十几块大洋缝进腰带，带着孩子们逃往住在泥城桥开封路贫民窟的妹妹张美珍家。

那个脏乱的贫民窟里，七八人挤在不足9平方米的小屋里，吃不饱穿不暖，还受邻居歧视。

日军严苛的户籍制度下，张美珍为姐姐和外甥苦苦哀求保长安置户口。

保长妻子因吸烟无法哺乳，张美珍成了他们的免费奶妈，而自己的孩子只能喝稀粥，营养不良夭折。

这种困苦生活一直持续到1943年底。

当年冬天，地下党设法将张小梅和孩子们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与涂作潮团聚。

新中国成立后，涂作潮脱离地下生活，继续为国家无线电事业贡献力量。

文革期间，他被诬陷为“反革命”，被关进牛棚遭受残酷折磨，但始终未出卖一名同志。

直到1978年，年过七旬的涂作潮才终于恢复名誉，但已瘫痪在床。

1984年12月31日，涂作潮辞世，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东一室左侧。

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讣告，称赞他是“优秀干部、优秀党员，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由于长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涂作潮的名字不像课本中那些显赫的英雄那般响亮。

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孤身潜伏敌后，隐蔽战线出生入死，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他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留给后人的，正是那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