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陈伯达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职，但在工作中，他却有个不为人知的小习惯——他不愿意让身边的新工作人员李景如称呼自己为“陈部长”。那么，为什么陈伯达对这一称呼有如此强烈的反感呢？

李景如是组织上安排来协助陈伯达的，并非他本人直接挑选的下属。刚开始，李景如对陈伯达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仅知道他担任着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一职务。所以，当李景如第一次见到陈伯达时，他下意识地按照常规的称呼方式，称呼陈伯达为“陈部长”。然而，这一称呼似乎引发了陈伯达的不满。他立刻纠正道：“我不习惯被叫‘部长’或者‘首长’。我曾当过教员，你以后叫我‘陈教员’。”对于陈伯达的这一要求，李景如感到有些困惑，但他还是听从了陈伯达的指示，将其称为“陈教员”，并一直坚持到自己离开陈伯达身边。

1951年，陈伯达搬进了中南海居住。最初，他住在勤政殿附近的一间老房子里，这里虽然破旧不堪，门柱的漆皮剥落，屋顶上还长着一些杂草，但内部已经安装了暖气和卫生设施，条件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几个月后，陈伯达搬到了中海岸边的一座四合院，院子内的环境依旧显得有些陈旧，但位置靠近毛主席的居住地——丰泽园，走路不过十几分钟就能到达，这让他感到十分满意。对于陈伯达来说，这样的住所虽然简陋，却有着不少优点，尤其是地理位置的便利。

陈伯达出生在福建泉州惠安县的一个书香世家，原名陈建相，字尚友。由于家境贫寒，他从小便以福建话为主，闽南口音十分浓重。说话时，陈伯达时常会用手势来辅助表达，像是他常说“急国急国”，意思是“这个这个”，或是说“痛不痛”，意思是“懂不懂”。刚开始，李景如难以理解陈伯达的口音，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能逐渐听懂他所说的意思，并且了解了陈伯达的一些生活习惯。

陈伯达的工作节奏紧凑，经常会突然接到毛主席的召见，立刻投入到准备工作中。一天，陈伯达收到一个紧急通知，准备匆忙出门时，才发现外面气温较低，身上的衣服显得有些单薄。于是，李景如赶忙为他寻找合适的薄毛衣，可是由于时间紧迫，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最终，陈伯达急忙说：“不找了，不找了。”便匆忙离开了家。李景如见状，心里有些担心，认为陈伯达可能会着凉，于是骑上自行车，带着毛衣赶到了勤政殿。到达后，他按了电铃，询问是否陈伯达在这里，并把毛衣递给工作人员后，又匆匆离开了。

然而，第二天，陈伯达却将李景如叫来，面带严肃地对他说：“以后不要再往那里送东西，注意影响。”这个看似简单的指责，实际上透露出陈伯达对于自己形象的重视。他一直认为，毛主席对他的看法极为重要，因此不希望任何小细节影响到他在毛主席面前的形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景如对陈伯达的个性和生活习惯越来越了解，这也让他能在陈伯达身边工作多年。李景如逐渐习惯了陈伯达家里的生活细节：当时，陈伯达和妻子刘叔宴是吃特灶，而其他家人和工作人员则食用大灶。每晚，都会有专门的菜单送到陈伯达家里，最初由陈伯达亲自点菜，后来则由刘叔宴代为选择。经过一段时间，李景如也逐渐接过了点菜的任务，虽然偶尔陈伯达和刘叔宴会提出一些特别的要求，但大多数情况下，李景如已经熟悉了他们的饮食偏好。李景如回忆道：“陈伯达喜欢海鲜，尤其是鱼、虾、螃蟹、海参，也喜欢清炖母鸡和炒米粉，蔬菜也是他常吃的，但他不喜欢吃黄鳝，也不吃辣味和大蒜。”

陈伯达常常教育李景如，说他在家里为他服务，其实是在为党服务。只有得到领导信任的人，才能到领导家中服务，因此这份工作无论如何都是光荣的。渐渐地，李景如也深刻体会到这一点，他逐渐将自己对工作的理解从“为领导服务”转变为“为党服务”，这也促使他工作得更加尽心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景如终于理解了陈伯达让自己称呼他为“陈教员”的真正原因。原来，毛主席一直强调自己不过是一个“教员”，他对别人称呼自己为“教员”总是非常高兴。陈伯达这样要求李景如，是为了与毛主席保持一致，紧跟毛主席的步伐。毛主席曾经多次表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仍然是当教员。”因此，陈伯达也希望自己能以这种身份出现，彰显自己朴实无华的革命本色。

这些细节，不仅揭示了陈伯达的个性，也为李景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使他在工作中始终保持敬业和忠诚。最终，李景如通过这些学习与积累，得到了陈伯达的深厚信任，并在陈伯达身边服务了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