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300辆战车与数万精锐甲士，朝着商朝的中心腹地——朝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场战斗的爆发，得益于周文王在晋南与豫北战场上，成功占领了亲商的黎国和崇国，为周军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战略支点。这样一来，伐纣联军能够一路迅速前进，直抵牧野——一个商朝的军事重镇，终于在此与商朝军队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史记》记载，纣王显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来应对周军的突袭。面对周军的进攻，纣王仓促调动了大量奴隶出城迎战。这场战斗没有持续多久，商朝的军队就被彻底击溃，战争的进程远比纣王预想的要快速得多。牧野的地理环境，给了商朝军队一个巨大的劣势——广阔开阔的地形使得商军难以有效防御，导致溃败的局面进一步加剧。纣王最终在此战后选择自焚殉国，有的史料则称他是在前线战死。

然而，许多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朝歌并非商朝的都城。在盘庚迁都至殷以后，北蒙（即今日的安阳）才成为商朝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这一地点被我们熟知为殷墟。古本《竹书纪年》明确记载了这一点：“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徒都。”这意味着，从盘庚迁都至纣王灭亡这段时间内，商朝都没有再迁都过。那纣王所在的朝歌究竟算是什么呢？史书记载，朝歌只是纣王的离宫和别馆。

这一点，考古学的发现也给予了支持。殷墟的四个文化阶段中，第四期遗址最具代表性，尤其是在帝乙和帝辛（即纣王）的时代，殷墟的建筑遗址众多，包括多达60座的宫殿，且大部分贵族墓葬出土于这一时期，占总墓葬比例的60%以上。此外，殷墟第四期的遗址中，窖穴和灰坑等遗迹分布广泛，这些都证明了在纣王的统治下，殷墟的城市并没有衰败，而是繁荣昌盛，且一直作为商朝的政治中心。相较之下，朝歌的考古发现却不能与殷墟相提并论。

这引出了一个疑问：既然殷墟才是商朝的都城，且人口稠密，为何纣王却选择在朝歌进行抵抗，而不是回到都城继续指挥抗敌呢？考古发掘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自上世纪50年代起，殷墟的考古发掘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殷墟并没有城墙。这并不是说商朝不懂得修建城墙，实际上，从郑州商城和僵师商城的发掘情况来看，商朝在城市防御设施的建设上非常擅长，且城墙宽阔，规模巨大，通常为三重城垣。

殷墟不修城墙显然是有意为之。殷墟位于洹水、漳水之间，东有大河，西有太行山，北有大山阻隔，南面则是开阔的平原。而朝歌作为军事重镇，正位于殷墟的南面，能够有效地控制黄河的口岸，防御西方的周军。这一防御模式与后来的秦朝类似，秦朝的都城咸阳虽不设城墙，但依靠峣谷关等自然屏障来防御外敌。

商朝的最终灭亡，也与这一战略缺陷密切相关。朝歌的失守与殷墟没有城墙防御的做法相似，最后导致了商朝的灭亡。与之相对，秦朝在函谷关与峣关的突破后，咸阳也未能幸免。

纣王常年居住在朝歌，实际上有着深远的战略考虑。自从崇国被灭后，周军能够从孟津渡黄河进入商朝腹地，而朝歌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为了防守周军的重要枢纽。同时，朝歌也使纣王能够有效指挥商朝军队向东讨伐东夷。由于周军曾多次试图从东向商朝进攻，周武王曾组织过800诸侯的大军集结，准备进攻商朝。然而，当时商军的主力刚好驻扎在朝歌附近，这使得周武王不得不在“女未知天命”的情况下撤军，暂时解除对商朝的威胁。

然而，周武王并未放弃，经过两年的战略调整后，他选择在一个出乎意料的时刻发动了新的进攻。由于商军主力已远征东夷，纣王未能及时召回主力进行防守，这使得商朝陷入了被动局面。最终，纣王不得不仓促间调集奴隶出战，结果不仅未能阻止周军的进攻，还导致了自己和商朝的灭亡。

至于周军的进攻为何如此突然，陕西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和《尚书·牧誓》的记载给出了答案。铭文中提到周军在甲子日的黎明时分出发，直指商朝的牧野。这一行动的突然性，显示了周武王运筹帷幄之中，掌握了商朝防线的空隙，从而在短短时间内击溃了商朝的抵抗。

总的来说，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还是纣王战略部署失误和过度依赖朝歌的地理防线，最终未能应对周武王的突然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