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队正式组建。罗瑞卿担任司令员兼政委，李天焕担任副政委，程世才担任副司令，欧阳毅和李逸民分别负责正副政治部的工作，吴烈和熊伯涛则分别担任正副参谋长。不同的领导分管不同的工作，整体协同运作。

罗瑞卿不仅是公安部队的最高负责人，也是公安部部长，工作非常忙碌，很多具体事务往往由副司令、副政委、政治部和司令部的其他人来抓。他的身边有一整条执行链，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部门和人很多。

1953年的一起事件，把矛头指向边防。有人自深圳出走去香港，被边防军开枪打死打伤，结果造成伤亡。边防部队没有直接把情况上报给公安部队，可能先向地方汇报。中南局书记陶铸把情况向中央首长反馈，上级于是指派罗瑞卿来处理这件事，显现出事态的敏感和重要性。

公安部队司令部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罗瑞卿问在场的同志，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分管边防工作的熊伯涛说自己并不清楚。罗瑞卿听后非常生气：分管领导都不知道，连上级都知道，这样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件事必须写成检查，直接提交上级。

熊伯涛提出自己当然可以检讨，但得先把情况弄清楚。作为分管边防的人，他一无所知，必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才有依据。罗瑞卿说他是“书生”，出人命的事不能有半点模糊。李逸民站出来表示：如果要大家一起检讨，那就先看看是谁出了问题；如果是反革命分子，就不必检讨；如果是一些看起来是好人、却犯错的人，才需要检讨。

也许他们知道新中国刚成立，土地改革后农民生活有所好转，谁会干出这样的事？是不是敌对分子在作祟？不管怎么说，熊伯涛的检讨都逃不过去。

自从参军以来，熊伯涛还没有写过检讨，这让他很委屈、很难受地说：“这辈子没闲过！”罗瑞卿安慰他说：没有人能永远不犯错误，这是第一次，未来还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工作一直都是正确的。

在会上，罗瑞卿还提出一个核心问题：部队怎么会开枪？这件事如果不谈也罢，但既然说到了，就要追根问底，不能遮掩。结果发现，事情与他有直接关系。副政委李天焕说：之前的规定是，如果有人外逃，警告三次不回答就可以开枪。这条规定写在边防条例里，而他是批准了这条条文的人。罗瑞卿把相关文件拿出来看，认识到：这样的条例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他自己也没有认真阅读过，因而这条规定应当取消。以后遇到重大问题，他必须亲自参与会议。

经过进一步查证，死去的人其实是伪区长等人，属于在边防线上的“正常履职”情形，问题看起来并不严重。于是他写了自我检查的报告，上交上级，算是把这件事处理完毕。

这次事件折射出当时的体制与政治环境，以及新中国初期在边防和治安管理方面的紧张与复杂。尽管经过讨论和自我反省，最终认定死者属于边防执行任务中的正常处理，但也提醒了高层对条例细则的严格性和参与度需要加强，同时强调以后重大问题要参加讨论、共同决策，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