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中旬，关麟征所指挥的第25师驻扎在晋南地区。这个师原本是在红军东征期间，接到命令后西调参战。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布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然而，关麟征并未第一时间收到相关消息。关于老蒋被扣押的情报，直到胡宗南通过军用电话通知他。传闻称，关麟征接到消息时“昏厥难支，连话也说不下去了”。

这一事件的背后，反映出民国时期“通电”这一传播方式的局限性。在当时，电报的覆盖范围和传播速度是有限的。关麟征未能立即获悉消息，部分原因是晋南作为一个小地方，并非“通电”信息的必达之地，而且当地也没有影响力较大的报纸。而胡宗南能够快速得到消息，则是因为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陕西惠安堡附近，可以直接从西安获得相关情报。

所谓“通电”，是指在当时通讯条件较差的情况下，通过电报发布某种政治立场或主张。这种电报的目的是以最快的速度将信息传播出去，让更多地方得知，通常用于宣布效忠、开战、批判、就职或辞职等重大政治动作。它其实是一种公开信，只不过通过电报的方式来传递，强调的是快速传播。

然而，由于电报业务的覆盖面有限，民国时期并不是全国每个地方都能接收到电报。因此，更准确地说，“通电”只是信息发布的第一渠道。学者指出，“通电”是向大量受众发布的电报，通常发给多个接收人。与私人电文和军事电文不同，“通电”使用明码，发送对象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各大中城市的电报局，二是特定的人或单位。

民国时期，全国大中城市有200多家电报局，像上海、北平、天津等城市还不止一家。这意味着许多小县城根本没有电报局，因此这些地方通常无法第一时间接收到通电内容。只有等到电报局收到信息后，相关内容才会通过报纸进行传播。例如，《申报》和《大公报》这类有广泛影响力的报纸，收到通电后，会迅速发布相关消息。若消息急需传播，报社还会加印“号外”，让报童迅速将报纸发售到街头，消息因此迅速扩散。

如果是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报纸，它们也会直接收到通电，然后再将信息邮寄到中小城市。不过，报纸在路上需要时间运输，因此小地方的读者接收到信息的速度较慢。而那个时代的快递服务也没有今天那么发达，一般需要两三天才能送达。这样一来，像关麟征和胡宗南的部队在偏远地区时，第一时间获知通电内容的机会就很少，只能依靠其他途径来获得相关信息。

此外，收音机在当时是较为稀缺的物品，普通百姓家里很少能拥有。能够购买收音机的，多为上层阶级和富裕家庭。收音机的普及度决定了电台成为传播通电消息的重要途径。电台收到通电内容后，通常会通过广播向公众传播。民国时期的一些政治人物，比如《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廷鹤，常常通过报纸和收音机来了解时事消息。

尽管收音机能迅速传达信息，但通电的传播速度仍然依赖于报纸和电台的二次发布，才能让更多人知道。大城市的报纸和电台反应迅速，因此类似杨廷鹤这样的人，通常当天就能了解消息的详情。

另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是通过电台直接将通电发给特定的人或单位。在无线电刚普及的民国时期，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单位拥有私人电台。发起通电的人可以根据需要将信息直接发送给这些电台。这样，特定的人群可以更快地接收到通电内容。由于电报费用较高，一封通电的费用不小，尤其是“全国通电”更是花费不菲。

根据费用问题，通电通常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小规模通电”，通常只发给目标人物和报社；另一种则是“通电全国”，向全国200多家电报局和30多家有影响力的报纸发出。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选择了“通电全国”，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事件的真相。

“通电全国”不仅是传播手段，也是政治手段。通电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抢占道义高地，阐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也是民国军阀混战时期的一种“文战”方式。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通电发出后，南京方面也随即发布了措辞强硬的通电，宣称准备采取武力反击。这种相互发通电的情况在军阀混战时期屡见不鲜，甚至成为了“口水战”的一部分。

民国时期“通电全国”的频次非常高，尤其在1912年和1913年，年均“通电全国”的次数达到30多次和40多次。随着局势的动荡，通电的次数也在逐年增加。到了1917年，通电次数更是激增，达到了70次。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通电”成为了各方争取民心和政治支持的重要手段。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起义部队也需要通过通电来表明立场，尤其是要通知敌方自己已经改变阵营。通电的发布常常意味着政治态度的决定，也意味着回头的余地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