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尧舜禹汤,五千年的中华文明。
这段历史,是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脉络。黄帝世家出身的尧,把权力禅让给了五帝之末的舜;而舜在晚年,又将大权交给了治水有功的禹。
自大禹开始,世袭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华夏第一帝国——“夏”的诞生。
然而,历史的迷雾常常让真相扑朔迷离,往往与传说背道而驰。谈及“真实历史”,诗人李白笔下的“尧幽囚,舜野死”,似乎更为可信——舜娶娥皇女英为妻,最终却囚禁了自己的老丈人。而在更后的历史中,篡位造反的禹,也将年老体弱的舜流放,撕开了传统传说的面纱。
至于夏朝的末期,它究竟是如何灭亡的?这个问题同样没有明确答案。
至今最为可信的考古发现,是1960年代由徐旭升教授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可是,当考古学家深入探索所谓的“夏墟”时,所有的研究者依然感到困惑。
首先,“夏”这个名称的由来一直存在多种说法,专家们各抒己见,甚至提出了超过十种解释。
有观点认为,“夏”是源自图腾的象形文字,从部落的名字逐步演变为帝国的名字,符合历史的延续;还有的观点则认为,大禹曾被称为“夏伯”,因此夏朝的名称源自他的先祖,这也间接证明了世袭制的开始。
然而,无论后世如何争论,专家们如何解读,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详细记录,实际上只有一本孤本——《史记》。
单从时间跨度来看,司马迁(太史公)生活在公元前100年左右,而夏朝的建立则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如果我们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连现代高学历的人也无法轻易回溯百年前的家谱,何况是距离司马迁生活已有两千年之久的历史。
司马迁凭借自己的学术旅程,遍访名师,博览群书,勉力撰写了关于上古的历史。然而他对“真实历史”的记载,毕竟无法完全依靠现代的资料与考古学的支持。
总之,夏朝的历史实在太过模糊,充满了疑点,甚至带有许多传奇色彩。
相比之下,紧随其后的商朝则有了更加明确的文献记载。商朝的文字从周朝的金文到殷墟甲骨文,都为商朝的存在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甲骨文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系统文字,而从商朝的文献与考古遗址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个王朝的历史。然而,再往前追溯夏朝的文化,却似乎陷入了空白。
通过考古学家的不断研究,牧野之战成为了周朝灭商的标志性事件,这场战斗不仅有春秋时期的文献记载,还能通过考古遗址加以验证。青铜器上明确记载了武王伐纣的过程,而姜子牙斩杀狐狸精的神话也随着时间流传了下来。
然而,关于商朝如何灭亡夏朝的“鸣条之战”,却只有零散而混乱的文献记载,并没有实质性的考古证据。尽管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升在豫西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考古界依旧没有给出定论。
《史记》中的“夏本纪”是否可信?至今依旧是一个难解的谜题。
根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6世纪,夏桀成为末代帝王。这位奢靡荒淫的昏君肆意搜刮百姓财物,横征暴敛,国家日渐衰败,社会动荡不安。许多大臣上前劝谏,他反而暴怒,将忠臣斩杀,并自视为天上太阳,毫无顾忌。
大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的部落与夏朝展开了决战,这场战争发生在夏都附近的鸣条(今山西夏县一带)。
商汤为了“替天行道,救民于水火”,发表了长篇演说,随后联合各部队展开进攻,一举攻陷了夏都。
而二里头遗址,被最早认为是商汤摧毁夏朝后建立的西亳都城。这个地方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皇宫和工业区,且遗址的年代可追溯到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它的辉煌时期正是夏末商初,石器与青铜器的发掘,似乎与史书记载相符。
然而,随着河南商墟的进一步发掘,考古界的认知发生了逆转。
二里岗文化的发现,使得早商的年代界限重新定义。通过考古分析,二里岗是商汤迁都之前的古城,且其年代早于殷墟。
于是,有学者提出,“二里头即夏墟”这一观点,成为了主流解释,流传至今。
然而,随着科技进步,碳十四定年法的精准测定让我们得知,二里头的绝对年代应为公元前1760年至公元前1510年。
换言之,尽管二里头的遗址和夏商两朝的时间重叠,但并不能明确认定它就是“夏墟”。虽然它展现出比商朝更早的文化,却缺乏系统文字,无法直接与“夏”挂钩。
更为复杂的是,二里头遗址的规模极其庞大,文化面貌丰富,跨越了新石器时代到青铜礼乐时代,拥有宫殿、工坊和各类文物,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确凿的文字证据表明这里曾是某个特定朝代的都城。
更奇怪的是,如果二里头遗址真是夏朝的都城,那么夏商两国必然存在激烈的战争冲突,而考古证据却并没有显示出战火痕迹,也没有体现“王朝兴替”的迹象。如果这里真的是夏都,那么那场灭国的决战又在哪里?
最终的结论是,二里头遗址确实是一个比商朝更早的文化遗址,然而由于缺乏文字证据,无法明确其身份。而“夏”这个王朝,似乎永远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
至于夏桀这个昏君的历史形象,也被“史记”定格为无法更改的定论。
正如古人所言:“尽信书,不如无书。”
夏朝的“禅让制”迷惑了五千年前的百姓,而“华夏第一帝国”也遮蔽了今天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们的眼睛。至于真实的历史真相,或许只有等待未来的考古学家才能揭开这一层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