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中，殿试之后，考生根据成绩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三个等级。不同的等级对应着不同的荣誉与待遇，其中一甲的进士被称为“赐进士及第”，二甲则为“赐进士出身”，三甲则是“赐同进士出身”。这意味着，同一科的进士因为成绩的高低，分成了三个档次。

一甲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探花自然享有极高的待遇，他们的官职较高，且通过传胪即能获得修撰或编修等职务。而二甲与三甲进士则无法享受这一特权，必须经过朝考后，才能确定各自的前途和职位。

对于一名刚刚通过殿试并获得入仕资格的新进士来说，二甲和三甲的名次至关重要。具体来说，清代的殿试是如何划分二甲和三甲的？这两者在之后的职务分配上又有哪些区别呢？

清代一共举办了112科殿试，录取了26849名进士，其中大部分进士都属于三甲。清代科举制度基本延续了明朝的做法，殿试没有设置淘汰机制，其主要功能是重新排序，即根据成绩评定一二三甲。

然而，官方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来评定殿试的评分标准，尤其是二甲和三甲进士的名额分配上。换句话说，每次殿试后，二甲和三甲进士的具体名额看起来都是由当时的情况决定的。尽管如此，评定进士等级时是有标准和考量的，主要是通过考生的策论表现来决定。

普遍的原则是：二甲进士的数量总是少于三甲进士。这一点可以从清代的历科进士分布情况看出，尤其是在顺治和康熙年间，二甲和三甲的比例大约是1:4；而在雍正和乾隆年间，这一比例缩小到1:3；到了嘉庆年间，二三甲进士的比例有了更大的波动，最接近1:1。

尽管朝廷并没有明确规定二甲与三甲的具体录取比例，但可以推测，二甲还是三甲的评定，最重要的依据还是考生在策论部分的表现。对于许多考生来说，科举考试不仅需要扎实的知识储备，有时运气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就像今天的高考一样，考前押题的准确性往往直接影响到最终成绩。

在会试阶段，许多考生会仔细研究往年考题，甚至通过各种途径向朝官打听主考官的偏好与出题风格。这样一来，某些能力出众的考生，因没有押对题目或没有通过“门路”获得信息，成绩可能不如那些学识一般但运气较好的考生。而殿试则不一样，因为它是由皇帝亲自命题，考题事先没有任何泄漏，因此更加公平，真正考察的是考生的学问水平。

殿试之后的名次，尤其是二甲与三甲的排名，主要取决于生源的质量。如果当年参加殿试的考生整体素质较高，那么二甲的进士人数会相应增加；反之，人数则减少。此外，殿试的特殊性还在于每位考生的心理素质不同，紧张情绪可能影响他们的表现，因此，即使在殿试中没有取得理想名次，考生还有机会通过朝考重新获得较好的职位。

以曾国藩为例，他的学问基础非常扎实，但在殿试中的表现并不理想，最后通过朝考的成绩逆袭，成功进入翰林院庶常馆，证明了朝考在一定程度上给了考生一个翻身的机会。

进入嘉庆年后，朝廷有意提升二甲进士的比例，凡是能按时完成考试且书法不过关的考生，大多能顺利进入二甲。朝考成绩发布后，新进士的前途基本确定，没有选上庶吉士的进士则将进入“进士班”，等待吏部月选安排工作。

在清初，二三甲进士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实职，且这些职位普遍较高。最低的职务为知县，而较高的职务可以是知府或知州。到了康熙时期，进士的选官标准逐渐严格，二甲进士相对于三甲进士，享有一定的优待，尤其是二甲进士名次较前者，很多会留京任职，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外放的话，二甲进士会担任推官，而三甲进士则是知县，职位差距较为明显。

雍正时期，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二甲中成绩最好的第四名可以直接“榜下即用”，也就是说，不需要通过吏部月选程序，由皇帝直接任命职务。这一政策为二甲进士提供了更快的仕途通道，大部分会担任六部主事或其他重要职务。而那些名次靠后的二甲进士，多数会被外放为知县。

到了嘉庆时期，政策发生了变化，二甲和三甲进士基本享有同等的待遇，不论名次如何，职务的分配主要由吏部根据铨选程序来决定，确保了选拔过程的公平性。然而，吏部在实施过程中，仍然依据进士的名次来分配职务。如果吏部的职缺只有50个，那么通常会从排名前50的进士中选出，这种做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也能理解。

清代官场非常看重科举出身，尤其是进士的名次，往往会影响到个人的仕途发展。尽管同为进士，三甲进士常常会被认为比二甲、状元等高位进士地位低，进而产生了不少虚荣心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