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迅速恢复并进行了重建，组成了7个师，师长分别为：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和张鼎丞。而到了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五个师归属于了第三野战军，黄克诚的第3师则加入了第四野战军，而李先念的第5师则去了第二野战军。这一变动引发了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李先念的第5师没有加入陈粟领导的三野，而是去了刘邓的二野呢？

其实，李先念与刘邓大军有着深厚的渊源，早在红军时期，他便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并且长期征战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李先念对这一地区的地形、人民情况了如指掌，拥有着天然的作战优势。到了1939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李先念带领着一支仅有100多人的队伍，开赴大别山，致力于开辟新的根据地。经过艰难卓绝的斗争，李先念成功建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并将其发展壮大至9000多人。后来，独立游击支队扩编为挺进纵队，人数一度达到1.5万，民兵力量更是超过了10万人，逐步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独立战略力量。这一系列的成绩得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认可，李先念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官。

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新四军恢复重建，挺进纵队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担任了师长兼政委。不过，虽然这支部队名义上隶属于新四军，但实际上与新四军的其他部队联系并不紧密。李先念的部队长期在中原地区作战，而新四军的其他主力则大多活跃在江南地区，双方相隔遥远，无法形成统一指挥。在这种情况下，李先念的部队虽然隶属新四军，但实际上常常是独立作战，无法与新四军的其他部队协同作战。当中原地区爆发重要战斗时，新四军的支援也只能是干着急，帮不上忙。

此外，李先念与新四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如陈毅、粟裕等，也并不熟识。李先念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便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而陈毅、粟裕等人则属于红一方面军，直到长征结束后，李先念才见到了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高级将领，但他并没有见到陈毅和粟裕，因为他们当时并未参加长征，而是留在南方继续打游击。相比之下，李先念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相识较早，两支部队长期在中原地区协同作战，配合非常默契，在心理上也更加亲近。因此，李先念的部队加入刘邓大军的二野，实际上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安排。

抗战胜利后，李先念担任了中原军区司令，成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领导人。在地位上，他已不亚于陈毅、刘伯承等人。可是，随着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首先围攻的便是中原军区。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为了保存实力，中原军区决定分散突围，李先念也因此辗转回到了延安。

1947年6月，刘邓大军成功挺进大别山，建立了大别山根据地，李先念也被中央派回大别山，收拢旧部，成立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成为刘邓大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因此，李先念的部队归属到刘邓的二野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毕竟他在中原地区作战多年，熟悉地形且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到1948年5月，中央军委重建了中原军区，刘伯承担任司令，邓小平担任政委，李先念则被任命为副司令，成为刘伯承的重要助手。尽管李先念在军中的地位足以授予他大将军衔，但由于他在建国后离开了部队，转而从事地方工作，错过了授衔的机会。

然而，李先念在地方的工作同样不容小觑。他曾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等重要职务，最终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三任国家主席。这个成就甚至连十大元帅都无法比拟，证明了他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卓越贡献。

（参考资料：《李先念传》《中原突围》《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