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中，宰相的设立方式、选任原则、权力分配以及体制构建，一直是影响国家政权稳定、政治清明的重要因素之一。唐朝自建立以来，出现了许多辉煌的政治成就，如贞观之治、武周盛世以及开元之治，而这些成就与唐朝宰相制度的创建、宰相选拔、以及宰相结构的配置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本文将从唐朝初年确立集体宰相制入手，深入分析玄宗前期宰相的选拔与配置，探讨其对唐前期政治统治的深远影响。具体来说，本文将分为三个主要部分进行详细论述。

首先，我们将简要梳理唐玄宗之前，宰相制度的演变历程，揭示出玄宗上台后，如何在历史背景和时代需求的推动下进行改革，完善宰辅制度。本文将从宰相人数、宰相的名号和任期的变化，以及宰相的选拔原则等方面，阐明开元前期宰相政治体制的总体格局及发展方向。

接着，本文将深入分析玄宗亲政后，政治形势如何深刻影响宰相的选用。通过将开元前期宰相选任的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详细探讨了各位宰相的选用原因，并从中揭示出当时政治局势的演变、统治需求的变化以及国家政策方向的调整。我们将强调，不同历史阶段对宰相的需求具有差异性，而玄宗在选用姚崇、卢怀慎、宋璟、苏颋等辅佐大臣时，恰如其分地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最后，本文将通过对开元前期两届宰相班子在人员构成、搭配与组合等方面的共同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总结这一时期宰相任用的方式与配置特征。我们将揭示玄宗任相的个人风格及统治特色，并探讨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这一宰相结构模式在促成开元之治中的历史作用与积极意义。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指出：“汉朝宰相是采用领袖制，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 这里的委员制即指三省长官为首的群相制，或者说是宰相集体辅政议事制度，相较于汉代的独相制，这是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一大变革。唐代的宰相制度，在继承隋朝制度的基础上，经历了多次调整和变动，如同钱穆先生所言，“自汉以来，位号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

“名尤不正”是指唐朝宰相的名称不一，宰相员额也没有固定标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宰相职务的滥用。唐朝初期，除了三省长官作为法定的宰相外，从贞观年间开始，唐太宗便习惯性地将“三省长官品位崇高，但不轻易授予他人，所以常以其他官职兼任宰相职务，并附加其他名号”。此后，凡是被授予“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参预朝政”、“参议得失”等职务的大臣，实际上都行使宰相职权。因此，尽管名号各异，职责却不相上下，宰相的职权在名称上的混乱反映了当时体制的极大不稳定。

宋代的王栐在《燕翼诒谋录》中亦提到：“唐朝宰相名色最多，……其为相则均也。” 随着加官职务的泛滥，宰相职权逐渐被分割和削弱，皇权逐渐增强。尽管这一时期的宰相人数增加，但权力依旧集中于皇帝手中。宰相职务的滥用使得政府结构日益松散，行政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大打折扣。皇帝通过加衔任命宰相，可以随时根据需要任命任何人担任这个职位，任命者无需考虑资历或经验，宰相职务便显得更加随意。

到了玄宗亲政时，经过多年的权臣干政，唐朝的政治体制出现了严重的腐败和混乱。为了恢复朝政的清明、整顿吏治，玄宗决定大刀阔斧地改革宰相体制，首先通过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清除不必要的官员和职务。这一系列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彻底清理宰相职务中的冗杂和不规范，恢复宰相职权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在具体的任相策略上，除了要进行权力分配，确保君相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国家统治，玄宗还需要根据现有的宰相体制，合理分配不同宰相的权力与职责，以便更有效地治理国家。在开元初期，玄宗采取了设立两位宰相的做法，其中一位来自中书省，另一位来自门下省。这种配置方式使得宰相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分工，一个宰相负责主持政务，另一个则主要起到辅助作用。

这种一主一辅的宰相体制，使得唐朝的政府运作更加高效，也有助于皇帝更好地集中决策权力。而这种主从分明的宰相结构，在开元初期尤为显著。尽管开元以后，宰相人数增多，权力分配变得更加复杂，但开元初期的这种宰相安排无疑为盛世的到来提供了有力保障。

根据《开天传信记》所记载，开元初期，玄宗通过加强政务管理和清理冗余官职，使得唐朝政治局面焕然一新，国家逐渐恢复安定。时任宰相的姚崇、宋璟、苏颋等骨鲠大臣，秉持清正廉洁的作风，辅佐玄宗在短短几年内就将国家治理成效显著，百姓安宁，国运昌盛。

历史学家柳芳在《食货论》中也强调了玄宗与贤臣之间的关系对于唐朝盛世的意义。他认为，正是由于姚崇、宋璟、苏颋等人的辅佐，才让开元盛世得以实现。宪宗时期的宰相崔群也曾多次指出，玄宗能够在多次变故中稳固国政，正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些忠诚而高效的宰相辅佐，而宰相的选择，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