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渡江战役正式打响，国内革命的胜利已然近在咫尺。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朝鲜劳动党委员金一奉奉命来到中国访问。见到毛主席后，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将解放军中朝鲜籍的部队移交给朝鲜政府。毛主席考虑到当时战争形势尚算稳定，便当即点头同意：中国境内现有三个“朝鲜师”，其中两个驻扎在东北，一个在长江以南作战，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将这三支部队移交给朝鲜。那个年代，许多革命者的理想早已超越了国籍界限，革命精神高于一切。

随后，这三支“朝鲜”师整装待发，满员返回朝鲜半岛，在金日成领导南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却有一万多名朝鲜籍战士陆续返回中国东北，这背后缘由令人好奇。

有人或许会疑惑，为什么在中国境内会有整支部队由外国籍战士组成？这涉及到邻国日本的侵略历史。日本从1937年全面侵华，但对朝鲜的侵略早已开始。甲午战争后，日本逐步将触角伸向朝鲜，1910年强行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实行殖民统治。面对日本的高压统治，许多朝鲜爱国者逃到中国，在这里组建抗日武装力量。较为知名的有朝鲜抗日游击队和朝鲜义勇军两支队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中朝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多支抗日队伍，金日成也曾在其中任职，担任过磐石游击队政委。后来，这些朝鲜籍游击队逐步被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东满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第三团等单位。遗憾的是，当时东北形势异常严峻，尽管苏联给予支持成立抗联，最终仍被敌人打散，一部分朝鲜战士被迫退入苏联，极少数则转往延安。

另一支朝鲜义勇军主要活跃于太行山区，他们活跃在八路军的根据地中，朝鲜延安派的渊源即起于此。事实上，抗战后期，我党曾计划让朝鲜同志回国。1945年8月，朱德总司令特别指示朝鲜籍战士前往东北发动群众、扩大队伍，为未来回国做好准备。日本战败在即，朝鲜义勇军迅速发展，拉出了一支三千多人的队伍。但没想到抗战胜利后，苏联却拒绝允许朝鲜义勇军过鸭绿江回国。最终，只有武亭率领70多名干部回归朝鲜，其余3000人留在中国，成为解放战争中朝鲜师的骨干。

抗战结束时，东北地区约有170多万朝鲜侨民，这些人多怀有与朝鲜义勇军相同的民族感情，许多青壮年成为兵员，近四万人陆续加入解放军。1948年底，这些朝鲜籍部队被整编为解放军第164师、第166师和第156师。前两支师常驻东北，随后朝鲜方面提出接收请求，这两师很快移交。第156师因驻扎长江以南，先行休整，中央随后抽调四野139、140、141师中的朝鲜籍士兵，与1956师组成独立第15师，并于1950年返回朝鲜半岛。

这些曾在中国浴血奋战的部队战斗力强大，但尴尬的是，金日成并未赋予他们重任。金日成曾在苏联军队服役，深受其钢铁洪流和先进装备的影响，他投入巨资组建了两个全苏式装备的师团，还请来3000多名苏联顾问，志在推行大兵团机械化作战。苏联顾问和金日成都对解放军的游击战术不屑一顾，认为太过落后。1950年6月，原四野朝鲜师南下时，均被安排执行牵制任务。

然而，实际作战中，金日成依赖的两个苏械师团战术僵硬，只知靠武器猛攻，未能发挥预期效果。战争初期，朝鲜军凭借突袭和苏械优势打得较顺利，但攻至釜山线后，战局陷入僵局。尽管不断从后方调兵支援，依旧无法突破，最终引发了美军的釜山登陆。人民军长时间围攻釜山不下，士气与后勤日渐崩溃。麦克阿瑟仁川登陆切断了人民军后路，部队陷入混乱，死伤惨重，甚至总参谋长姜健被美军空袭炸死。

由四野移交的三个师情况均不理想：164师改编的第五师团仅存3000余人，166师改编的第六师团伤亡过半，独立第15师改编的人民军第十二师团（原第七师团）在攻占安东时损失惨重，仁川登陆后更是伤亡过半。至于那些成建制返回北方或后来归队的士兵，难以详细统计。

志愿军入朝后，人民军前两次战役处于休整状态，随后开始协同作战，当时中朝士兵比例约为八比二。中国部队参战后，原四野朝鲜师在人民军中的地位逐渐提升，承担了更多主要任务。方虎山率领第六师团奋战于伤心岭和血染岭，使美军付出四千余人的惨重代价，李奇微在回忆录中称：“血染岭战斗和伤心岭战斗，或许是迄今为止最为残酷紧张的战役。”但我方伤亡同样惨重。种种因素叠加，四野移交的四万多名士兵，战争结束后仅剩一万余人，残酷程度可见一斑。

1958年志愿军撤军回国，三个朝鲜师早已移交，故未再协商。但到了1981年，我国曾做过不完全统计，归国后返回中国的朝鲜族士兵约有6000人。1982年黑龙江五常地区的普查显示，辖区内4.5万多名朝鲜族中，有209人为战后归来的朝鲜族官兵。由此推算，归国后又返回中国的总人数约在一万左右。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当年中国整体形势优于朝鲜，毕竟战争大多发生在朝鲜半岛，许多地方成废墟。许多老兵经历多年战争，不愿继续征战，而中国相对安全且正处于建设期。第二，尽管他们是朝鲜籍，但多数人在中国生活多年，部分甚至出生于中国，亲朋好友皆在此，内心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最初服从中央命令援助朝鲜，战争结束后选择返回中国也在情理之中。第三，朝鲜方面对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士重视不足。武亭虽曾任第二号人物，却逐渐被边缘化；方虎山屡立战功，却在停战后被调去搞军事教育，行踪成谜；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朴一禹更是遭到处决。1956年八月宗派事件中，许多曾在中国担任高级干部的朝鲜族人士结局不佳，令许多人感到失望，最终选择返回中国。

这段历史反映了战争的复杂与人心的变迁，也展示了两国军人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与牺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