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和大家分享了关于湖南邵东团山禹氏家族后裔、近代名人禹之谟的故事。许多乡亲听后纷纷与我讨论，他们普遍觉得，禹之谟真是命运多舛。如果他没有英年早逝，活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凭借他在同盟会中的资历和背景（既是最早的会员，又曾担任湖南分会首任会长），他很有可能会成为湖南省的省长（都督）。与后来的谭延闿、程潜等人相比，虽然他们名声显赫，但与禹之谟的履历和资格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

这位老乡的看法其实有一定道理。然而，历史中没有“如果”，只能留下遗憾。尽管如此，他的话却让我深思谭延闿的一生。于是，我整理了一些我对谭延闿的看法，写成了这篇文章。

很多人称谭延闿为民国时期的“第一完人”，这话的理由显而易见：

首先，谈到出身，他的父亲谭钟麟是一位科举出身的正途进士，曾担任过户部左侍郎、工部尚书、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等重要职务。这让谭延闿从小便站在了一个非常高贵的起点，堪称名副其实的官二代、贵公子。

其次，谈到学历，谭延闿24岁便通过科举会试，名列第一，成为会元。这一成就不仅打破了湖南在清代两百多年里没有会元的历史空白，还因为他与谭嗣同同姓，原本有机会成为状元，最后却降为二等进士。

再者，谈到从政，谭延闿曾担任过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达到了权力的巅峰。

此外，在艺术方面，谭延闿也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楷书堪称独步天下。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尤其擅长湘菜，他创作的祖庵湘菜至今仍然传颂。

这些都是他卓越成就的标志，确实值得称道。然而，在我看来，谭延闿最为过人之处并非这些显赫的功绩，而是他对官场权谋的深刻理解，精于见风使舵，总能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保全自己。他是一位非常擅长官场博弈的“官精”。

那么，谭延闿到底有多精于官场呢？他在清朝末年的官场表现以及在民国初期与程潜、赵恒惕等人争权夺位的事情我这里不再赘述，重点讲一下他当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后，主动让位给蒋介石的决断。

在民国初期，谭延闿积极追随孙中山，获得了国民党的支持，步步高升。1926年1月，他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4月成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他再次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1927年9月，宁汉沪三方在上海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谭延闿担任大会主席。1928年2月，他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从1926年1月到1928年10月，谭延闿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巅峰。但面对蒋介石的崛起，谭延闿选择了明智的退出。当时，蒋介石凭借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稳固了军权，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等人，逐步统一全国，他的威望和权力远远超过了谭延闿。谭延闿清楚地知道自己与蒋介石的差距，因此主动提出让位。

面对谭延闿的辞职，蒋介石起初虽然表现得谦让，但谭延闿早已看透了其中的弯弯绕绕，于是果断公开辞去职务。最终，蒋介石于1928年10月顺利登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位置，而谭延闿则继续担任行政院长，直到去世。

谭延闿去世后，蒋介石十分感念他生前的“识时务”，特意安排了盛大的丧事，并将谭延闿安葬在中山陵孙中山墓旁，规格几乎等同于帝王。更有传闻称，谭延闿临终时曾托孤给蒋介石，拜托他照顾自己的小女儿谭祥，蒋介石也确实履行了承诺，后来为谭祥物色了一个丈夫，那人就是国民政府一级上将陈诚。

蒋介石一生宠臣无数，但他对陈诚的宠爱与信任几乎达到了极致。蒋介石在败退至台湾之前，便已决定将陈诚安排为台湾省长，交由他打理台湾事务，几乎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陈诚。此后，蒋介石还任命陈诚为台湾当局“行政管理机构”的院长、副领导人，并让他担任国民党副总裁。

综合来看，谭延闿无疑是一个“高人”，他在学术、官场、艺术等方面均有极高成就，堪称人生赢家。而他对自己死后事务的周到安排，也体现出他非凡的智慧和精明。所托之人也都知情并照料得当。然而，命运却是他无法掌控的东西。1930年9月，谭延闿在南京检阅部队时，突发脑溢血倒地，最终年仅50岁便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