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我国古代“二十四正史”中的一部杰作，由陈寿所著。它采用纪传体的形式，至今仍被认为是历史书籍中的经典之一。后人对这部作品的评价非常高，认为其简洁明了、概括性强，堪称史书中的典范。然而，随着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这本原本以简洁为主的史书，变得更加详细、丰富、耐人寻味。裴松之在《三国志》上的工作，使得这部经典历史作品焕发出了新生。

陈寿创作《三国志》已超过一百三十年后，南朝刘宋的文帝刘义隆，作为一位博学多才的帝王，深感《三国志》在历史细节上的疏漏。他认为《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因此决定指派中书侍郎、西乡侯裴松之为其作注。裴松之（山西省闻喜县人）开始了大量的史料搜集工作，以充实和完善《三国志》。公元429年，裴松之终于完成了他的巨著《三国志注》，其中引用了超过一百四十种文献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原作的内容，并对其中的许多细节进行了考证与分析。

在这一过程中，裴松之不仅广泛借鉴了前人的历史著作，还深入研究了原著中遗漏的内容，并补充了大量历史细节。这一部分也是《三国志注》最为核心的内容，直接弥补了《三国志》中的空白。

首先，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对已有的内容进行了补充。陈寿的《三国志》虽然已经涵盖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但对于许多关键性细节的叙述仍显简略，未能充分阐明某些历史事实。裴松之通过广泛搜集和引用其他历史文献，详细补充了许多内容，帮助读者更深入了解三国历史的全过程。

例如，在《魏志·魏武帝纪注》中，裴松之借助曹魏史学家王沈与荀顗、阮籍等人编写的《魏书》，补充了关于曹操在建安元年开始实施“屯田自养”政策的详细记载。这一内容在陈寿的原作中仅有简略提及，裴松之的补充使得这一历史事件更加生动、具体。同样，在《蜀志·诸葛亮传注》中，裴松之引用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详细补充了诸葛亮在建兴九年出征祁山与曹魏军队交战的经过，使得这一历史事件的背景和过程更加清晰。

此外，在《吴志·孙权传注》中，裴松之引用了西晋史学家虞溥所著《江表传》，补充了关于曹操在建安十三年赤壁大战之前，向孙权写信的内容。这些补充极大地丰富了《三国志》原作的历史细节。

其次，裴松之还弥补了《三国志》原本遗漏的重要人物和事件。陈寿的《三国志》在记载三国时期的历史时，确实漏掉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及事件。为了使史实更加完整，裴松之搜集并添加了大量遗漏的历史资料。

比如，《魏志·武帝纪注》通过《魏书》补充了曹操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发布的“号令”，这一内容在《三国志》原文中并未涉及。此外，《魏志·明帝纪注》依据鱼豢所著《魏略》添加了骑都尉孔桂的传记，弥补了《三国志》中的空白。

类似的补充还出现在其他许多部分。《魏志·王朗传附王肃传注》引用《魏略》添加了六位曾为曹操军谋掾的历史人物的传记，《魏志·杜夔传注》则根据傅玄的文献，补充了机械发明家马钧的生平事迹，这些都极大地完善了《三国志》的内容。

不仅如此，裴松之还补充了《蜀志·杨戏传》中的部分内容，这些新增的历史人物，虽然在一些《三国志》版本中已经成为正文，但根据清代学者钱大昕的研究，裴松之的这些补充最初是以注释的形式出现的。

再次，裴松之为《三国志》提供了大量的考辨和校正。他不仅为原作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还对前人的一些史料进行考辨，澄清了其中的讹误。这些考辨和校正，使得《三国志》更为准确可靠。

例如，在《魏志·武帝纪》中，陈寿提到曹操在官渡之战前“兵不满万”，裴松之对此提出了质疑，并结合多方史料证据，明确指出当时的曹军不可能如此之少，最终得出了“官渡之战的兵力远不止万余”的结论。

同样，在《魏志·明帝纪》记载曹叡去世时年仅36岁，裴松之通过细致考证，推翻了这一结论。他通过分析曹操的行动轨迹和历史背景，得出曹叡的实际年龄应为34岁，并证明原记载的错误。

此外，裴松之还对一些史家的记载进行了细致考证。如在《蜀志·诸葛亮传注》中，裴松之引用《魏略》时，发现其中有关诸葛亮与刘备初见的事宜与诸葛亮自己所述的“草庐三顾”不符。经过详细分析后，他认为《魏略》的记载存在误差，诸葛亮当时并非主动去见刘备，而是刘备三次亲自拜访他。

总的来说，裴松之的“注文”不仅仅是对《三国志》内容的补充，它还极大地增强了原作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深度。如果没有这些增补和考证，我们今天在研究三国历史时，可能会错过许多细节和事实。因此，裴松之的贡献不可忽视，它使《三国志》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之作。